李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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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这篇文章发表在《哲学动态》2009（5），这是原稿，以发表的文本为准，是为记！

从思想语言到心的计算理论[*]

——J.福多思想研究述评

¹李侠  ²范毅强

（中南大学 哲学系 长沙 410083）

摘要：美国哲学家J.福多关于人类认知过程提出了思想语言的假设，并指出思想语言是心理表征的载体，模块理论的提出为思想语言假设的展开提供了一种本体论保证，通过对句法与语义的结合问题的探索，有力地支持了认知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计算过程的假设，从而为研究人类认知开辟了一条的新路径。

关键词：J.福多；思想语言；心理模块，心的计算理论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一个被国内学界严重忽视的哲学家

J．A福多，美国心灵哲学家，1935年出生于纽约，并先后求学于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教于罗特格斯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他因为对心理机能的研究而闻名于世，通过在思维和计算之间采取细致的比较，福多认为心理表征应该被设想为一种个体状态，这种个体状态具有独特的特质和结构，就象通过思维或计算达成的规则转变。”^[1]福多的观点经常被用来与整体论者如戴维森（Davidson）或关于心理归属的工具主义者丹尼特（Dennett）的观点相比较，近年来他成为认知科学的诸多流行观点（如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等）的直言无忌的批评者，他的作品包括《思想的语言》（1975）、《心理模块》(1983), 《心理语义学》(1987)，《榆木和专家》(1994),《观念：认知科学在哪里出错了》(1998), 《心灵不能那样工作：计算心理学的范围与局限》（2000），《休谟变奏曲》(2003)等著作。福多是一位被学界公认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目前已经成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于福多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福多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心理模块》一书，以及少数观点的摘要性介绍。基于这个现实，对于福多的思想进行细致梳理与研究就是当下国内学界急需完成的工作。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可以把福多的思想发展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中期与后期。前期主要是指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过渡期主要是指二十世纪80年代的工作，后期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研究方向。前期的工作体现在1975年他系统地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语言假设。中期以心理模块理论为标志，为思想语言与心理语义的实现建构了一种功能主义模型。后期则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心理计算理论。本文的研究进路也将围绕福多思想发展的这个线索进行，并就福多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与修正。

二 思想语言假设的主要理论旨趣

客观地说，思想语言假设与心理模块理论已经成为了福多思想的学术名片，由此可见它们在福多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那么思想语言假设到底包含了那些理论旨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清理，准确理解福多的整个思想体系将是非常困难的。思想语言假设（LOTH）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简单问题：即我们如何表达思想？正是从这个最初的构想出发，福多在1975年40岁的时候出版了《思想的语言》一书，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哲学界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思想的语言呢？按照福多的观点是指：“思想的媒介是一种天生的语言，它与所有的口语都不同，而且它是完全地语义表达的。所谓的心理语言（mentalese）被认为是一种天生的语言，它包含了用于任何命题的所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而且人类能够掌握、思考与表达它，总之，它是思想和意义的基础。”^[2]那么，福多思想语言的假设的主要内容包括那些呢？哲学家L.凯叶在研究福多思想的手稿中指出，福多的思想语言假设主要包括如下四个主要部分：1表征实在论。这主要是指思考者拥有明确的表征系统，认为一个思想具有给定的内容，并近似地给出了表征的合适的意义。其实，这点也是思想语言进行表征时的主要功能。否则心理内部的表征就与外界事物、事态脱离了联系。2语言学思想。这也是思想语言假设的主干部分，它意指了表征系统具有句法与语义的结合性。换言之，通过表征系统的句法功能能够很好地表达命题意义。3天生论（Nativism）。这种观点主要是指，由于人类的特殊基因，人天生就具有这种心理语言。4语义的完全性。这主要是指这种语言的表达是完全语义的。其实，这个特征暗示了句法与语义的结合性，否则，句法的运算将变为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这种句法也将无法完成思想的表达。那么思想语言主要关注什么问题呢？心灵哲学家M.阿伊德认为：“思想语言是一种关于思想与思考的本质的经验命题，根据LOTH假设，思想和思考是由心理语言完成的，在头脑中的相关器官内以符号系统的形式存在。”^[3]基于此，M.阿伊德从命题态度角度入手，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思想语言假设的主要特征与层次，他认为主要包括如下三个主题：A心的表征理论。它主要包括思想的表征理论与思考的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ingking）。B心理表征。它也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系统的表征具有句法与语义的结合特性。其二，表征的执行对被这种组合句法所定义的句法/形式结构具有因果敏感性。C功能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点很好理解，表征的主体与对象都是可以用具体器官与神经生理学所解释的。关于思想语言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是语言的。关于这一点，L.凯叶很敏锐地注意到了，他指出：“有一些考虑它们对思想是语言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明确的心理表征发生在类似语言的表征系统内，首先的三个考虑被称为：生产性、系统性和语义组合性。”^[4]之所以强调思想语言是语言学的，这种考虑有两个好处，首先，如果思想语言是语言学的（linguistic thought），那么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结构的考察与分析，给出心理计算的一种形式表达，并且可以通过塔尔斯基的语义真值论保证思想的内容（意义），其次，如果思想语言由语言学规则主导的，那么心灵与世界的指称关系得到了保证，在这个基础上语言的生产性、系统性才能得以保证。如果我们把生产性延伸一下，可以发现，它与语言的结构有关系，换言之，我们知道很少的句型就可以造出很多不同意义的句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语言结构具有生产性。至于系统性，则涉及到思想的运算问题，一个命题系统之所以可以运算，是因为这些命题之间保持着一种融合性，而这点恰是心理表征进行逻辑运算的基础。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句法与语义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语义的基本单位是概念而不是命题，那么思想如何把这些具有语义内容的概念安排到合适的结构上去，换言之，语义内容是如何与句法结构相结合的，这一点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思想是极端复杂的，而语言仅仅是一种能够达到表达思想的媒介，由此可以合理推论出语言与思想是不等价的，如果我们说思想主要体现在语义内容中，那么语义内容又是如何获得这样的复杂性的呢？是简单的语义元素的组合效果吗？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哲学家塞尔认为：“意义是派生的意向性的一种形式。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成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和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语言学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5]从塞尔的阐述中，我们仍然无法获知语义内容极端复杂的深层原因，而且塞尔的做法是典型的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的模式，他所能提供的保障就是：在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时，他便把满足条件赋予了满足条件。其实所谓的满足条件就是成真条件，这仍然徘徊在塔尔斯基的套路上。福多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对于语义问题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从直觉角度上看，句法是关于在语言中的表达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语义学是关于所指是如何与非语言的世界有联系的。……我认为非常可能只有心理表征才具有语义特性（真理与指称）。……语义学理论的大多数工作是去解释这些公式化（无限的）语义学是如何被一些最初要素（有限的）的语义与句法的结合所决定的。”^[6]至此，我们可以大体了解福多关于语义学的主要思路。其实，表征与语义的同一性（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福多对此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说明，依笔者的观点，在这里存在一个隐结构在协助完成表征与语义的结合：即表征——心理状态的意向性——语义属性，福多抛开表征的意向性来实现表征的语义性的构想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福多构想一个“进入条件”作为限制，“由于进入条件是依据认知系统的目的论而被定义，因此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认知系统的初始功能肯定是使有机体的命题态度和它的环境状态之间的融贯关系得以实现。”^[7]有了这个预设，心理表征系统的进入条件功能与它的真值定义就是共外延的。这样对于一个心理表征M来说，S（事态）是M的真值条件，当且仅当S是M的进入条件。福多在这里把进入条件与真值条件当作是同一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如果说进入条件假设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功能主义的需要，那么两者之间的共外延或同一性就有一个是不必要的，在笔者看来，同一性是不必要的。无论从形式语义学角度，还是从语义生成角度。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澄清的，即思想语言与口语的关系。因为语言学的思想发生在我们的口语中，我们的口语能否等价于语言学的思想呢？显然不能，平常我们常说：听话听音，这里已经暗示出口语并不能完全包含思想。对此福多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即有一部分思想是发生在口语中，而其他的思想则发生在心理语言中（mentalese）。这也就是福多所谓的“标准辩论”（standard argument）它的大意是这样的：不仅仅存在一种不同于口语的思想语言，而且它的创建是天生的，并且它是语义表达完全的，它能够表达人类能够掌握的任何概念。这种标准争论被L.凯叶称为“极端的概念先天论的辩护”。这种状况可以看作经验论与理性论在当代的新发展，至于许多概念是否是天生的也是思想语言假设面临责难最多的问题之一。

还有一个关于福多思想语言假设的争论的焦点问题需要清理，它直接来源于福多的一句名言：一个人不能学会（learn）一种语言除非他已经知道（know）了一种语言。这个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导致了无穷倒退问题。福多认为，它不应被理解为：你不能学会一种语言除非你已经学会了一种语言。恰恰是后者导致了对元语言（metalanguage）诉求的无穷倒退，而前者不会。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略微看出其中的一些微妙之处。基于此，福多强调：“思想语言是被知道的，而不是被学习的，它是内在的。”^[8]为了论证这个假设，福多指出：真正的计算机的特有使用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语言，即输入/输出语言，通过这种语言它们与它们的环境保持沟通，机器语言，通过它们在内部进行交流。编译器居于两种语言的中间地位，通过具体指定的双值条件式发生作用，它的左边是用输入/输出编码表达的计算式，它的右边是用机器编码表达的计算式。在福多看来：“机器语言不同于输入/输出语言，在那里它的算式直接与计算相关的物理事态和机器的操作相一致。……我要说的是，首先谓项的真是人们在自然语言中学习的，其次在内在语言中它们是思考的。”^[9]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自然语言是要经过学习来获得的，而内在语言是一种天生能力，它只能被理解。如此看来，可以合理推出，当一个人理解了一个句子，可以被看作是由内在语言根据特定规则被翻译成自然语言的学习与理解过程。

三 心理模块、转换器与心的计算理论

福多中期的著作以1983年出版的《心理模块》为标志，在这本书中福多为心理表征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基础。作为一位功能主义者，他必须为心理表征提供一种操作机制和发生场所，只有有了这个基础，思想语言的假设才能真正有了牢固的本体论根基。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福多把参与认知加工的系统分为两部分：输入系统与中枢加工系统。大体来说，输入系统包括六部分：即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语言。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福多把语言设为一种独特的输入系统，这点也是我们经常无法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认知系统进行整体分类，至少存在着两类系统：模块（相对来说是范围特异性的和信息封装性的）和中枢加工（相对来说是范围一般的和各向同性的/奎因式的）。模块性的认知系统的典型功能就是输入分析，而中枢加工的典型功能则是信念固化。”^[10]从这个界定中有两点是值得深入分析的：首先，两类认知系统的主题领域是不同的，换言之，对于模块来说，领域特殊性保证了功能的垂直分布，各类模块各司其职地负责相应的感觉输入，以及先天论的可能，由此不难发现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规则的影子。而中枢加工系统则是领域一般的，它的功能分布是水平的。其次，它们的计算模式不同。对于模块来说，由于它的信息封装特性，它的计算模式主要是关注语言形式，可能还有逻辑形式，而中枢加工系统由于它的各向同性，导致它的的计算主要依靠于非证明性推理，众所周知，非证明性推理的目标是确定有关因果关系的机制，对此，福多以“类比推理”作为例子指出：类比推理的过程完全依赖于被认定为相互无关的认知范畴之间的信息转换，而封装性系统不可能进行类比推理。由此，也印证了领域特殊与领域一般的区别。既然模块在心理表征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那么模块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呢？简单地说，福多把认知的输入系统称做模块，他认为：“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说法简化为输入系统是由一族模块构成：以信息封装性、高速、限制性通达、神经结构特异性等为特性的范围特异的计算系统。”^[11]联想到上面提到的思想语言假设，根据模块与中枢加工系统的计算特性，我们可以初步做出如下两个推论：其一，在模块内部，不同范畴的感觉刺激被表征，这时对于思想语言的假设来说，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即通过表征，按照普遍语法规则形成句法结构，这些句法结构没有被加载完全语义内容（可以设想为语义加载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只具有适合于计算的形式句法。其二，在中枢加工系统阶段，来自各领域特殊的模块所输出的表征在中枢加工系统进行无差别（即领域一般化）的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句法结构与语义内容开始充分结合，由于这个阶段是非封装的，因此背景知识将参与语义的形成过程。按照福多的说法就是信念固化的过程，它的计算是各向同性的非证明性推理。由此来指导人的行动。不过这里还存在两个疑问，在模块内部表征是如何按照句法形式进行计算的？在中枢加工过程中思想语言的运做机制如何？这些问题福多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如果说模块只是思想语言形成的物质载体，那么思想语言在模块内部是如何得以展现的？加拿大认知科学家派利夏恩提出的转换器的理论恰好解决了福多的心理模块理论在解释思想语言形成中的微观机制。我们可以把模块与转换器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的作用只是从不同的功能角度解决一个共同问题。按照派利夏恩的说法：“一个转换器就是一个通常以某种变动了的形式接收和转发能量模式的装置，因此，一个典型的转换器只是以某种一致的方式将物理的（时空的）事件从一种形式转换或映满另一种形式。”^[12]这也是转换器的重要性所在，因为它将环境的物理状态通过转换器完成了一个相当特殊的转换，将与计算有关的任意物理事件转换为计算事件，从而使心理内部的计算成为可能。从这里不难看出从非符号的物理事件向符号化的计算的转换。为了使转换器的假设能够成立，派利夏恩特意规定了心理学转换器的三个标准：1转换器执行的功能是原始的，并且其本身是非符号的。2转换器是独立于认知系统运行的一个受刺激约束的部件，它由环境去中断驱动或数据驱动。3转换器的行为被描述为从物理事件到符号函数。也许，对于转换器仍需要指出的是：转换器的输入必须在物理学语言中表述。这点很有意思，因为它暗示了两种现实：其一，物理学语言被认为是对物理世界最为成功的表述。其二，如果不能用物理语言来输入，那么它的计算模式将发生完全的转变。其实，这种硬性要求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心理事件的输入该用何种语言？除非我们不承认心理事件的存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派利夏恩的观点是一种完全自然化的方法。自从十九世纪后期，布伦塔诺提出心理意向性问题以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在努力处理与说明意向性问题，然而结果并不理想。由此，可以看出转换器假设是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刺激的输入，而不关注认知主体的内在心理状态的。

关于转换器还要推进一步的是，转换器的功能该怎样去把握，其实，转换器给心理模块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模式。按照派利夏恩的说法：“认知中包含三个不同层面或三组解释原则：内涵的（或语义的，或知识层面的）原则，符号的（或句法的，或功能的）层面的原则和物理的（或生物的）层面的原则。第一个层面涉及通过诉诸表征的语义内容能够加以解释的现象。”^[13]回到我们的话题，如果模块的功能就是体现在转换器的功能上，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模块在表征过程中符合哪种解释原则？其次，对于思想语言假设来说内涵的解释原则是如何与符号的解释原则相结合的。在笔者看来，由于模块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信息封装的，也就是认知不可渗透的。因此可以合理推论，模块在表怔中的作用就是给出合适的句法原则。现代的神经心理学的实验已经能够证明，语义内容的解释是需要社会因素的，因此，对于思想语言假设来说，它获得内容是在中枢加工系统完成的，由模块理论可知，在中枢加工系统，它是领域一般的，也是跨范畴加工的，因此也是认知渗透的，因此可以大胆推论，正是在中枢加工系统，语义与句法进行了有效的结合，所谓的加工就是句法与语义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整个环节的机制就是心的计算理论（CTM）。在模块内部运行的语言就是思想的语言，它是进行有效心理表征的媒介，但是它不能被学习，只能被知道。

作为各种感觉刺激的输入系统的心理模块，通过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fic）为信息的分类提供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保证，而模块的功能主要就是一种转换器，通过转换器把物理事件转换为符号系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思想语言该怎样表达呢？这就是心的计算理论（CTM）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可以看作认知发展的必然链条，这个工作主要体现在福多在2000年出版的《心不以那种方式工作》一书中。他的心的计算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心的计算理论（=理性主义心理学通过句法程序得以实施）。1根据它们的逻辑形式，思想具有它们自身的因果作用；2思想的逻辑形式随附在与心理表征相一致的句法形式上；3心理过程（包括范式地思考）是计算的，即它们的操作是被限定在心理表征的句法形式上的，在无限多的情形中它们可靠地保持真。”^[14]这里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首先，什么决定思想的逻辑形式？其次，思想的逻辑形式是如何发挥它的因果作用的？福多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即思想的逻辑形式随附在与心理表征相一致的句法结构上，思想的逻辑形式决定它的因果作用，因为心理表征的句法决定它的计算作用，正如图林机的工作原理一样。其实，在福多的思想语言的假设中，他对连结主义（connectionism）观点是持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的，这主要表现在福多与派利夏恩的工作（F&P）（1988），在F&P看来连结主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首先，连结主义遭遇到的困境是对于认知规则具有的系统性与生产性的适当表达没有执行传统的思想语言结构，他们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发展了一种新模型即分布表征，这种新方法是连结主义拒绝困境的基础，问题是，假如连结主义试图解释系统性它必须假定表征与句法（语义）结构和机制有关，而这种进程的表征对于它们的句法结构是敏感的，而这种模型正是思想语言结构模型实施的基础，因此，F&P断言，它们不能提供新的方式与古典模型在认知水平上进行竞争。其次，（第二个困境），假如连结主义不假定表征的句法结构性与过程的结构敏感性，他们就不能适当地解释系统性，因此，作为能够展示系统性认知能力的模型来说他们的模型是错误的。”^[15]近来关于连结主义与古典论的争论一直在延续，不过没有太多新的理论进展，大多是对先前论题的完善与调整，如福多与麦克劳林（McLaughlin）在1990年（F&M）与斯默伦斯基（Smolensky）关于连结主义的争论就是这种状况，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即进化认识论问题，福多晚年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可以看作是为心的计算理论从本体论的基础上夯实基础，这也是一种比较激进的自然化的做法。不过他提出的一个说法还是很有启迪作用的。“假如生理学上的很小变化，导致了适应性上的很大变化，那么选择理论与突变理论的不同也就消失了。达尔文主义能够工作的条件是仅当有机体的参数有很小的增量变化，将导致只能产生与适应性相一致的很小的增量变化。”^[16]在此基础上，关于进化心理学他论证了三种糟糕的辩论，即关于为什么进化心理学是优先不可避免的，他分别从一致性、目的论与复杂性角度，进行了剖析，捍卫了一种包容先天论的心理学理论。不过在这个前提上他提出的问题却是当前各门学科都在关注的，即由于心理学的结构随附在（supervenes on）神经学的结构上，基因型的变化通过影响脑组织从而影响心的结构，通过这个链条，可以推测我们的认知结构随附在脑结构上发生功能作用的机制，并支持传统的计算理论需要模块，而模块需要适应论这样的一个立论基础，同时，也支持了乔姆斯基的观点，即人类的语言具有天生的与模块的性质。不过福多不同意乔姆斯基的大模块命题（massive modularity，即MM），所谓的大模块命题是指：“把所有或者大多数认知系统看作是模块的观念，就被称做大模块。这种观点的最终结果就是把新综合心理学转变为一种关于认知心理的合理的普遍性理论，接受MM是要承担风险的。”^[17]在福多看来，模块理论对应于领域特殊性，它的计算特性是局部的，而大模块理论则对应于领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它的计算是非演绎的全局的。对于模块理论，福多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专门就心理学家卡米洛夫-史密斯的超越模块理论，给出一个硬性规定，他认为，支持模块论者必须在下面四条中至少要坚持两条，否则就不是这个阵营的。这四条是：“1封装性，2不可进入性（inaccessibility），3领域特殊性，4先天论。”^[18]基于此，福多认为在认知发展上，存在两种最深刻的观点之争，即以皮亚杰和卡米洛夫-史密斯为代表的认为在认知发展过程中，个体发育过程影响认知结构，而以乔姆斯基和福多则否认存在这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模块理论是不成立的。由此，也可以推出传统的计算理论是基于句法的演绎推论，而思想语言的结构保证了这种计算的可能性。结合上面的分析，对于心的计算理论，福多给出的几条主要结论：1许多认知推论看起来是非演绎的，如果这样的话，许多认知结构就不是模块，鉴于模块是根据信息的封装定义为真的，因此，外展推理（abductive inference）对信念系统的总体特性敏感。2由于外展推理对信念系统的总体特性敏感，因此它们几乎肯定不能被心理表征的句法结构驱动，表征的句法结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局部内进行推理，它不是总体性推理。3表征的内在句法性质决定了它对语境不敏感，因此心理表征的许多推理与因果作用是由内在句法决定的。很少有表征从一个信念系统转移到另一个。4即使总体性心理过程不是计算性的，它也能实现外展推理，就象彻底的句法那样。传统的结构对待推理依赖于逻辑形式，即决定于心理表征的内在句法，而总体性的外在推理，则开启了整体论的视角。从这四条中，可以明显看到认知的计算理论在整体性上存在很大的困难，我们目前还无法准确了解整体计算的机制和结构。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福多三十多年工作的梳理，可以很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一幅关于人类认知研究的路线图，从思想语言假设的提出、到模块理论的本体论保证，再到心的计算理论的构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认知链条，尽管其中有些构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基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空间，是其他理论所不具备的，为我们更深入了解人类的认知模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黄庆博士后帮助寻找资料，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Jerry Fod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ry_Fodor

[2][4]Larry Kaye.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http://host.uniroma3.it/progetti/kant/field/lot.html.

[3]Murat Aydede.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nguage-thought/ First published Thu May 28, 1998; substantive revision Tue Jul 27, 2004

[5]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M].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35.

[6]Jerry Fodor. Semantics：An interview with Jerry Fodor.Revista Virtual de Estudos da Linguagem.ReVRL,Vol.5,No.8,marco de 2007.

[7]J.A..福多.心理语义学或者：真值条件来自哪里？[J].转引自高新民、储昭华.心灵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36.

[8][9]Jerry Fodor.The language of Thought.Thomas Y. Crowell Company,Inc.1975.p65、66.

[10][11]J.福多.心理模块性[M]..李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7、96.

[12][13]泽农.派利夏恩.计算与认知：认知科学基础[M].任晓明、王左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3、228.

[14][16][17]Jerry Fodor. 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Co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2000.p18~19、89、55.

[15] Murat Aydede.Language of Thought: The Connectionist Contribution.Minds and Machines.No7: 1997,pp57-101,

[18] Jerry Fodor. In Critical Condiition: Polemical Essays on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o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98,p127..

作者简介：

李  侠（1967-），辽宁省辽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

范毅强（1983-）湖南省长沙人，中南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

郑人买履、三寸金莲与中国的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

李 侠

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各界早已议论多时了，笔者认为，关键是我们没有制定出科学的人才鉴定标准。由此，想到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即郑人买履，故事的情节大家都熟悉，它的核心内容就是：那个买鞋的人“宁信度，无自信也”，结果那个可怜的郑人没有买到自己需要的鞋子。这个故事的隐喻意义非常有趣，我们不妨把故事里的尺子引申为今天各部门引进人才时制定的各类标准，然后各部门以此标准来衡量所要引进的人才，只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的才能被称做人才，如果有一条标准不符合，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纵观国内各类人才计划，采用的人才鉴别标准基本上都是典型的郑人买履式的。不可否认，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确实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这种僵化的人才政策，更多的是把很多潜在的人才过滤掉了。笔者曾与朋友戏言，这种模式引进的人才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寸金莲”式的人才。看起来很美，而用起来却可能并不合意，而且，在这种标准主导下出现的荒谬结论是：凡是不符合三寸金莲标准的都不是人才。

我们不妨按照当下“千人计划”的标准来解读一下这个政策所设定的门槛，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的“郑人买履”式的灰色幽默成分。千人计划的主要标准有如下几条硬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科研机构取得正教授的任职资格、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这三条硬标准，就相当于郑人买鞋子时内心牢记的尺寸。坦率地说，这三条标准，哪一条都与构成人才的实质内涵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我们有理由质疑其中任何一个硬件条件：难道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就一定是不合格的，就没有能力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国内获得的教授资格就完全不合格吗？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国内的主要管理部门已经无形中默认或者宣判国内评价系统所遴选出的教授、博士等都是不合格的，更有甚者，权力部门已经半公开认定国内的评价体制完全失败，为了应对无序状态，只有借助于国外现成的评价体系来甄别人才。这种做法无非是被迫承认国外的科研体制比我们的合理，进而把国外科技水平的先进完全等价于各种资格的合格而已，至于五十五周岁的年龄约定更是没有任何根据，很难说五十五与五十六之间有多大区别，这种区别的判据如何制定？从这种简单解读中，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了“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中暗含的的荒谬预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从国家层面开始运行的人才政策就暗含了太多的荒谬预设，那么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下一级人才政策的理论预设将是更为严重的买履模式的人才政策。如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政策，除了上面提到的千人计划外，还有著名的长江学者计划，其招聘条件中就有一条：国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相应职位。而实际的运作情况是，2004年公布的第六批入选者为190人，其中181人有海外工作或留学经历。长江学者计划已经基本变为海外学者升迁的跳板。试问，这个计划对于国内人才的培养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吗？不客气地说，这类计划的实施已经无声地宣告，国内高端人才培养体制已经被放弃，至少国内人才在高端市场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和空间。目前，各类高端人才计划的硬件要求基本都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国内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基本上处于全部沦陷的境遇，问题是这些标准与人才的实质有多大关系？

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有如下三点：其一，我们用各种设定的看起来很严格的外在标准，草率地等价于一个人的内在创造力，其实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其二，我们的人才政策过于向高端人才倾斜，这种选择对于政绩来说立竿见影，而中端人才的培养则被几乎完全忽略，这种结构安排导致国内通向高端人才的道路被切断，它引发的潜在后果就是人才的“挤出效应”，为了获得承认，只有通过先出去，然后再回来，导致国内整体的人才结构呈现出哑铃结构，而一个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是金字塔形的，这将导致国内科技活力出现退化的现象。第三，这种人才政策模式无法回避引进的高端人才处于边际产出递减状态。由于人才创造力的生命周期存在明显的上升期、高峰期与下降期，那些取得高级职位的人才大多处于创造力由高峰向下降期转变的阶段，这个时候，他的边际产出是下降的，此时的引进应该说是很不经济的：引进费用高，而产出处于下降状态，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事实。在这点上，美国人的做法恰恰与我们相反，他们每年用廉价的费用从世界各地招收大批低层次有潜质的人才，而这批人才正处于创造力快速上升阶段，边际产出也在快速增加，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用很少的投入收获了这批成果，获得了实实在在竞争力，以及那些被我们严重低估的人才价值的差额，相反，我们则是把那些创造力处于边际产出下降阶段的符号型人才高价引进来，而收获的却是仅仅具有符号性装饰意义的三寸金莲式的人才库存。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两种人才政策对于未来的把握。我们遭遇的困境是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无法克服的。之所以相信那些僵化的标准，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人才的实质是什么。因而，无法制定出符合人才实际的甄别标准。晚清龚自珍曾写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客观地说，现行的人才判别标准甚至都赶不上龚自珍的眼界，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将导致未来国内无高端人才可用的局面，因为，那些有潜力者在这种扭曲政策下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也要“走出国门”，因为这是他唯一合理的选择，用出卖创造力换取国人热衷的符号资本，中老年时再被高调引回颐养天年，从而造就国内高端人才市场出现大面积好看的三寸金莲群，可惜的是，国家的创造活力被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消耗殆尽。

鉴于以上考虑，一个合理的人才鉴别标准应该是按照人才的边际产出来衡量，而不是那些标志过去成就的符号，根据边际产出的变化，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鉴别出真正的人才，这个标准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准确地把握创造力的实质，并有效地消除各种装饰因素造成的鉴别干扰，从而为国家的未来孕育了更多的活力与机会。

2009-6-10于南方，12日，14日，16日修改与校对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时报》2009-6-26日A4版，这是原稿，是为记！

饯行：理想主义终结年代的七种兵器

——行政学院2009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李 侠

如果天空不死，六月是一个燃烧着欲望并渴望远行的季节，我们渴望用残存的理想，去丈量脚下贫瘠而瘦弱的大地。同时，六月的校园也是一个伤感的地方，而所谓的伤感在我看来更应该是感伤，感到内心的伤痛，此痛何来呢？缘于告别。其实告别是一种内伤，坦率地说，我不习惯告别，而我们又不得不每天都面临着告别。这是存在者注定的命运。此刻，我不想过多地纠缠于那种“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襟”的氛围中，我想与大家谈一点远方的话题。远方不仅是空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从空间角度来说，远方代表了未曾经历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异域，异域满足了我们对未知的天生好奇。从时间角度来说，我们不熟悉时间，我们对时间无法形成概念，而所有无法形成概念的事务总是让人着迷的，比如美就是一个无法概念化的事务，所以我们对美总是喋喋不休。而时间是比美更神秘的事务，所以对远方的渴望其实就是对未来的期盼，当语言在时间的尽头嘎然而止的瞬间，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距离在此刻完成了对时间的无法表达。多年来，我们对未来有一种宗教般的虔信，这种信任满足了人这种动物在面对辽远的虚无时对恐惧感的适应，它是生命展开时所独有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所以，我今天的饯行辞与未来有关。为了让未来变得稍微可以把握一些，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而这些准备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兵器。中国古时候，徒弟学成文武艺准备下山之前，师傅总是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宝刀或者盔甲赠予徒弟的，希望徒弟们能够光大师们，匡扶正义，希望通过器物的形式传达一种嘱托，同样的心情，今天我送给你们七种无形的兵器（兵器有很多，这七种足矣），希望你们也能够取得成功并为母校的未来增光。

第一种兵器：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是永恒的，那就是真理，它与存在本身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的本质与人的自由有关。我们的文化对于真理是陌生的，因此，我没有权利要求大家捍卫真理，但至少我们应该热爱真理。刚刚去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建议大家从网上看看哈佛大学的校训，它的主题词就是“真理”，从中不难发现中外大学存在差距的真实原因。

第二种兵器：爱与自信。所谓爱，按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说法，就是与喜欢的事物相结合。之所以强调爱，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或者不会爱，德国哲学家舍勒曾说，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有两种：爱与恨，而人类出于本能更习惯去恨，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以封闭与保守的姿态来达到自身的安全。这恰恰是现代文明试图加以克服的，也是我们接受教育的深层原因。在自然界中水是最柔软的，但也是最有力量的。真正的力量都是缓慢而持久的。在人类生活中爱是最温暖的，也是最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爱。爱使我们变得宽厚与平和，拥有这种心态的人是幸福的。所谓自信是你与世界对视时的眼光与角度，目光的漂移与躲避，以及仰视与俯视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宁静的平视。唐朝的伟大诗人李白“院士”有一句诗歌写的非常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就是自信，我非常喜欢老李同志笑傲江湖的一襟豪情。但是自信与自负是有区别的，自信的基础就是有真才实学，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李白院士还有如下两句诗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自信是有条件的。

第三种兵器：遵守诺言。在谎言盛行的年代，生命的呈现与澄明是昂贵的。通向在场与连结他者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诺言的绽放。在康德那里，禁止假承诺是对他人的完全义务，这是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之所以把遵守诺言当作一种兵器，是由于它是一个人行走江湖的名片，也是铁打的招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遵守诺言的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监督成本，从而使理性人获得最大收益，因此，它是符合理性人的经济原则的。

以上三种武器都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修为，而私人领域与个体的劳动有关，它的厚重与否直接决定了你的品味与风格。我们所谓的气质，只是这些内涵的少量外显而已。

第四种兵器：友谊。按照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说法，友谊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对于这份礼物我们怎么能拒收呢？但是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又说：友谊是灵魂的姻缘，是可以离散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友谊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其实，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为了冲破内心的无助感，我们需要友谊，读书时代的友谊是最为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还没有被社会完全污染。友谊增加了个体在面对虚无时的力量感。按照哈佛大学哲学家诺奇克的观点，友谊构成了“咱们”关系，而咱们是一个拥有共同范式的群体，也许，这就是诺奇克所关注的咱们关系的本体论的目的所在，在此基础上伦理学才能真正成为“精神的光学”，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的是它使呼唤与应答成为可能。孔子所谓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其实老孔院士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有朋友来，其实，即便朋友不来，想到朋友所在的地方，也会让我们乏味的生活感到温暖。

第五种兵器：责任。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是学习伦理学的，对于责任的概念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们，责任与未来有关，对于过去的事情你无法负责，对于当下，你的行动与后果的滞后性，把你也无法负责，所以，责任都是对未来诸多可能性的理性担承。同时，责任也为自由划定了边界，没有相应的责任也就没有相应的自由。每个人在不同的活动场域都肩负有不同的责任，当这些责任你都担承了，你也就获得了自由。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国家特级厨师老丁硕士，就是因为对牛的结构了如指掌，所以，他杀牛千头而那把牛刀20年没有卷刃，何故？了然于心也。清代龚自珍博士在《明良论四》中提到：“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 羿发羽， 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正因为负责任，特级厨师老丁硕士被历史用浓墨重彩记录下来，试问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个厨师有如此高的声誉。所以，要负好责任也是有条件的，否则责任只是一句空话。

第六种兵器：公民，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词汇，他与人类启蒙理性的发展有关，它的本质是对法治精神的恪守，因此，它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很喜欢人民这个词汇，因为，它的概念内涵是模糊的，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人民的概念的外延可以随意伸缩。一个文明人的标志应该是对法的精神的捍卫。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不做诗人，但你必须做一个公民，这是俄罗斯启蒙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名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主动成为一个公民。

这三种兵器是一个人在公共领域的思想与行动的指南，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使我们形成这些品质，那么我们大家都失败了，我们的社会也就没有了希望。

第七种兵器：专业精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专业化，必须具有专业精神，这也是个人在社会领域所从事的工作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远不要埋怨专业的优劣，任何一个行业做的好的人都是有肉吃，有酒喝的。相反，如果没有实现充分的专业化，任何行业都是可以饿死人的。我们大家都读到了硕士博士，如果我们的见识还不如那些寻常百姓或者理工科学生，那么我们就失败了。我非常喜欢周星驰的一个片子《喜剧之王》，那里周星驰有一句台词我很欣赏：我是一个演员。正是这种专业精神，周星驰日后真的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喜剧之王。所以，对于诸位来说，为了今后行走江湖的需要，大家还是需要经常磨洗自己雪藏十年的宝剑。因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国更是不需要解释的。所谓成王败寇是也！这是社会领域对一个人工作的要求。在关涉一个人所有行动的三个领域中，我们都有了得心应手的兵器，那么我们对未来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现在是到了分手的时候了，我和各位老师此刻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忧伤，如果你们是军人，那我们为你们开枪送行，如果你们是文人，那么我们将折柳为你们饯行，并预祝阳关古道，芳草连天。如果你是学人，让我们一起为一种理念呐喊。千万不要让我们今天的责任沦落为明天的一种内疚。巍巍岳麓，汤汤湘水，让我们记住美好，记住爱，记住我们担负的责任，母校时刻期待你们思想飞扬的日子。再见了，朋友们，不论未来你遭遇什么样的人生际遇，请记住，人生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这是里尔克的一句诗，让我们共勉，就此别过！

2009-6-17于南方涂鸦，18日修改于校对，19日再校。

对于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该如何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显然是一个大问题。根据自己这些年积攒下的一些有限阅读经验，我每年都要向学生们推荐一些书，大体来说主要有如下两条原则：多读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书，少读活人写的书，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名人的书。多读外国人写的书，少看国人写的书。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如果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书还能流传，肯定证明它的内容是经典的，否则任何书都无法逃脱时间的公正筛选，由于这是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来挑选书籍，这种办法可以节省时间，并能发现真正好东西。关于第二条原则，很简单，由于国内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导致真正有想法的作品不多，即便有也发不出来，能够流行的大多是媚俗之作，没有多少价值，试问我们今天还能记住多少文革期间的文学作品，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相反国外学者，在思想自由方面还是令人羡慕的，因此，还能发现一些有想法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本着这个原则，准备写一个系列的推荐书，前段时间李宁博士介绍双螺旋结构的文章很好，那么本系列介绍一些思想方面的著作，也算活跃读书圈的氛围。

在法国启蒙思想里，我还是比较喜欢伏尔泰（1694-1778）的，伏尔泰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启蒙运动，我们今天借用的许多概念都来自于他的思想。伏尔泰的文笔优美，而且语言的运用技巧高超。伏尔泰的一生大多处于流亡状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非常喜欢的：我是唯一的违禁品。故事说的是，老年的伏尔泰乘坐贵夫人的车偷偷回国，参加一个会议，在边境被卫兵检查，年轻的卫兵问贵夫人，车上可有违禁物品？伏尔泰应声答到，车上除了我，没有违禁物品。当年轻的卫兵看到是伟大的伏尔泰后，激动地说，天哪，那不是伏尔泰吗？竟然尊敬地放行。每次读到这个故事，内心总是感慨不已，如果是我们的卫兵，可会有如此的故事发生？以至于60年代法国闹学生运动时，秘密警察把萨特列入黑名单，在萨特访问美国归来的当口，秘密警察告诉戴高乐，是否可以逮捕萨特，戴高乐断然拒绝并说：我可不想逮捕法国当代的伏尔泰（具体文本记不得了，这些故事总是让人心热的）。试问，我们是否也有如此的雅量？我不知道。

这个文集包括了伏尔泰的很多散文和两个哲学小说，《老实人》与《查第格》，对于前者，大家可能很熟悉，不过后一个故事更有趣，很好玩。其实，那些散文很有学术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伏尔泰的眼界就是拿到今天也不过时，也许这才是对思想家的褒奖，看看这样的文字，再反思一下我们百年来的作家与文字，其中的滋味当有一个深刻的体验与判断。

李瑜青主编，《伏尔泰哲理美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定价：14.6元。

难度系数：2.5

适合人群：大学文化程度的所有人。

2009-6-20于南方涂鸦

今年最牛的一句话

李 侠

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谁要是怀疑这点，那就犯了一个典型的经验主义错误。2009年刚过半年，我们听到了许多奇妙的语词，因此，客观点说今年可以载入史册的语录太多了。今天从网上刚刚看到郑州市一个规划局的副局长的语录：“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是逯军副局长的名言，其实很佩服他的勇气，遗憾的是他太直率了，让人还是有些无法接受，其实这些年，早就这么回事了，党和老百姓早已分居了，只不过谁都不说而已。因此，历史需要记住这个局长，他骨子里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作风的，只是这个事实的前景不是很好而已。我想这可是今年最牛的一句话。

又看到财政部的一个消息，主旨是：大幅提高起征点后，高收入群体受惠多，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会受损。这帐让这帮专家算的，简直可以骗一个诺贝尔数学奖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创意来自于脑袋里种了土豆，或者干脆脑袋里长满了东北的大豆、高梁。在国家民生支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快速增长实在不是好事情。不说这些事情了，不过由于网络的存在，有些部门应该考虑到再象以前那样忽悠百姓已经有些难度了，除非象伊朗或者朝鲜那样干脆物理断网，否则，就拜托这些官老爷增加一点技术含量。

点上一支香烟，回想这些年经历的人生际遇，竟然没有什么感觉，昨天朋友从北方来电话，告知我，赶紧给老娘按手印的事进行筹划，否则低保会停掉的，我知道那百、八十元，对于母亲很重要，可是，我更知道，折腾一次，老娘的身体也就完了，给另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想说明一下，可惜没有打通，算了，随它去吧。突然想到，我这代人的认知过程都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我相信我相信的，2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的，3我不相信我相信的，4我相信我不相信的。也许人到中年，我已经能够进入了第四种境界，即我相信我不相信的。是什么让我们有了这种痛苦的转变？还能说什么呢？不说了，明天还要参加学生毕业典礼，还要准备一个发言稿。

2009-6-18于南方涂鸦

最近似乎不易说话，但又感到无聊，怎么办呢？只好说点国外的网上花边轶事，这种东西无伤大雅，娱乐一下吗？本来大家活的就很累，轻松一下是可以的，真的可以！早就知道生活有时是无趣的，所以本小店有个品牌商品就是【娱乐频道】，今天聊聊外国的消息，这应该没有太多问题，最近网上热传，金二世的三公子要当皇帝，先提前祝贺，祝金三万寿无疆，一统江湖。至于金老大、金老二还是金老三接大位与我无关，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同样的民族、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土地，能够把朝鲜管理的这个熊样，也真是需要才华的，我一直猜测是否如东德一样，一旦柏林墙倒掉，一夜之间一半国民逃亡。看来如果板门店倒了，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一半朝鲜难民会跑向南韩，毕竟老百姓是不懂意识形态的，他们只要有肉吃，有电视看，又能不被无端杀掉就可以了，至于境界，当然是无法与金二世相比的，金二世那就是世界的异类，授予个诺贝尔独裁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惜金老二的文采太菜，无法成就这个伟业。他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怀疑他的马列水平（虽然本人不是学马哲的，但对教他来说太富裕了），因为，我没有教过他，如果他来上课，必须给俺带来两瓶好酒（按照茅台标准，或者1573也行），再加上一条湖南产的好烟，另外，我的岗贴他也必须完全负责。否则我是无法完成工作量的，因为我还要负责教他汉语，那可是伟大的学问。学哲学的人总爱给皇帝上课，这个传统很不好，可是那是苏格拉底以降的传统，与我无关。

为了实现我的伟大目的，俺们中国应该态度坚决地制裁这个金二世，否则，我们就亏了，每年都被他用核蛋讹诈，又是钱又是粮的，搞得好没有面子，还不如给国内的老百姓。那个六方会谈简直是浪费钱财，还不如用这些钱，弄几个千人学者，或者设立几个基金，如中国硕士、博士拼命基金，那些穷兄弟日子过的很苦。为了体现国家重视，国家应该授予我第三世界皇帝培养院院士称号，每年享受特供熊猫香烟两条的待遇。我的教学任务很不简单，让金二世学会说人话，当然是中国人说的话，做人事，当然是有利于人类的事（以他的智商，这点可能有点难），并且常怀感恩的心，并时刻申请要求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区，而我们就是不批，急死他。这样一些措施，有利于我教学进度的展开，另外，我会要求金二世给我们学校提供科研捐赠，毕竟我们是内地学校，别的不缺，就差钱，这也是考验金二世学习态度的一个指标。

综上考虑，我准备给他列出一个书单，然后到科学网上给他找几个副导师，一起培养他，鉴于本人目前只是硕士导师，学业结束时，可以考虑授予金二世硕士学位，学制，我退休为止。如果他跟不下来，不好意思，学费照交！只能授予结业证书！

以上娱乐文字，请金老二勿跨国追捕，逮捕老师是违反三纲五常的，还想毕业不了！

2009-6-4于南方涂鸦

介绍一个大牛：史蒂文．平克教授（Steven Pinker）

李　侠

最近几年一直在琢磨认知方面的东东（在哲学行当里就是做一些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的工作），再加上最近一直想把那篇折腾我快两年的文字结束，再不结束，恐怕真的要疯掉了！因此，这段时间也看了一些洋鬼子的东东，毕竟还有点收获，今天介绍一个牛人，平克教授，目前国内还没有此人的译本（据说台湾和大陆把此人1999年的名作《心是如何工作的》翻译出来了，可惜俺还没有见到，不便评论）。

平克教授按照我们的千人计划标准来衡量绝对是一个大牛，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没有什么问题（看过国内同级别的牛人的东东，实在没有趣味，索性不看了），呵呵呵。建议国家把这个哥们引进过来。

Steven Arthur Pinker（1954-），加拿大裔美国人，网上介绍是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人，1973年从Dawson College 学院毕业，1976年从麦吉尔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在哈佛获得的博士学位，先后在MIT和斯坦福大学工作，目前在哈佛大学工作。我从他的主页上看了一下这兄弟的简历，好家伙，获得NSF等基金有10余项，出版著作几十本，出版学术文章数百篇，获得六个荣誉博士学位。2004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一，2005年又被评选为最著名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The Language Instinct (1994)，How the Mind Works (1997)，Words and Rules (2000)，The Blank Slate (2002)，and The Stuff of Thought (2007)。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心如何工作》以及《思想的材料》两本书，可惜国内目前还无法搞到，日后再机会吧。

平克教授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进化心理学与心的计算理论（CTM，这正是目前俺关注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妙的想法，呵呵呵）方面，可以说世界范围内，平克教授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不信各位可以到他的主页看看，其他人我不了解，不过50多岁就能取得如此成就，应该证明是一个超级牛人。

平克教授的生活也是很有趣，他的父亲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母亲从家庭妇女成为一名高中副校长，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是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分析师，妹妹是心理学家和作家，平克1980年和南希（Nancy Etcoff）结婚，这段婚姻维持到1992年，1995年和叫Ilavenil Subbiah这个名字的女人结婚，不久又离婚，现在平克和美国小说家与哲学教授瑞贝卡（Rebecca Goldstein）结婚，目前没有孩子。这些材料网上都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一些，在平克教授的学生（博士）名单中（共17人）看到好像有两个中国人，博士后（7人）里好像没有一个中国人，博士生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很熟悉，不知是否是我认识的那位，估计不是，呵呵呵，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没有猜到是谁？毕竟俺不是做心理学的，国内肯定有人认识。

对于平克教授的学术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没有系统地看他的文本，不好妄加评议。不过有一点个人管见：一个人用发表这么多东西吗？爱因斯坦也不用写这么多文章吧？一个人的贡献到死的时候有一两项就是很不错的了，何必搞这么多，烦不烦啊。由此看来，国内国外其实都一样，都要拼命发文章，否则真的要POP（要么发表或要么滚蛋），所以也不要总是嘲笑中国人老发垃圾文章，其实世界各国都在发垃圾文章，有什么奇怪的呢？

本想再发几句牢骚，转念一想，算了吧，如果平克在中国，早就被玩傻了。好歹人家在专业之余还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啊。

平克教授的主页地址：http://pinker.wjh.harvard.edu/about/index.html

2009-6-15于南方工作间隙涂鸦

推荐书籍：D.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李 侠

作为读书圈的一名成员，好久没有推荐书籍了，实在是说不过去，原因很多，主要在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今天推荐一本旧书，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这本书的汉译本于1999年出版，距离诺斯出版该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而这26年正是中国人进行改革最为迷茫的岁月，可惜那时这本著作没有人翻译过来，也没有人介绍（至少笔者不知道）如果及时翻译过来，也许对于我们的改革将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未尝可知的。

这几年看书比较杂，推荐的书目也就五花八门。如果倒退五年前，我可能喜欢完全推荐哲学类书籍，而如今，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靠哲学为生的，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许可以和大家形成一种讨论的共识。

道格拉斯.诺斯（1920-）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和福格尔（好象是，记不清了）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经济史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诺斯这个人很幽默,我看过他写的自我介绍文字(简介吧，好像是诺奖发言稿)，开篇即说：我出生在麻省的剑桥，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与高等教育有什么联系，而是因为，他老爸是当地大都会生活保险公司的管理者的缘故。其实，我更喜欢他的坦率，他说：我的家庭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老爸、老妈可能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这不影响他智力的发展，因为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学习不是很好。不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去看（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3/north-autobio.html）。

这本书共三篇，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第三篇 公元1500-1700，这八百年正是欧洲开始兴起的年月，这本小书的重要结论是，正是制度创新（所有权制度、专利制度等）的实现，而不是技术创新，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段时间咱们的老祖宗在干什么？从历史年表可以粗略看出：这段时期恰好是唐末清初的八百年年，期间中国是越来越落后了，到后来，任何一个弹丸小国都敢来收拾我们，别的因素不说，我们的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愚民政策就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事留给历史学家吧。

唐：618～907；

五代：907～960（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

十国：902～979（吴：902～937；前蜀：907～925；吴越：907～978；楚：924<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960；南汉：907～971；闽：909～945；南平/荆南：924～960；后蜀：934～965；南唐：937～975；北汉：951～979）；

宋：960～1279（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

辽：907～1125辽建国于公元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 93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

西夏：1038～1227；

金：1115～1234；

元：1206～1367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1279年灭南宋；

明：1368～1644，公元1644年桂王被杀；

清：1616～1911清建国于公元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始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

道格拉斯.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定价：10.8元。

本书难度系数：3.5，毕竟是制度经济学派的扛鼎之作，总要给予适当的尊重。

适合人群：想知道我们今天状态的所有人。

2009年5月24日于南方涂鸦

博主再按：

【刚才与博客的服务中心联系，告知目前还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她联系后，再知我。看来方兴东的事业也真的如传言所说，陷入危机中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了年中，感觉什么像样的事情也没有做成，那篇酝酿了快一年的文字还躺在那里，原本计划这个学期一定要做出来，现在照理说应该收笔了，可是一直感觉怕遗漏什么重要文献，下午又看了一篇洋鬼子的文献，突然意识到，他和我一样，也在努力想从这个问题上找到出口，不过他的路子和俺的完全不一样，感觉他那个路子对于哲学来说不适合。总之，这些日子总想快点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按生活习惯来说，我喜欢一件一件地处理事情，而生活却总是把一堆问题同时呈现给我，让人活得手忙脚乱的，想想都有些戏弄的味道。今天夜里，不想做了，想歇歇，感觉肩膀和后背一直酸痛。吸一支香烟，看烟圈在周围散去，突然想到很多年前的心情，依然清晰，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如果能够重新来过，将会怎样？

早年念书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到海边看大海，然后就是躺在石头上看白云和湛蓝的天空，那时的心情也是湛蓝的，什么也不用说，也不用去想，只是一个人在内心自由地飞翔，能够听到风声从头上自由地快速走过，今天想到这些竟然有些向往了，等过些年一定找个时间到海边看看，再次体味一下心情如洗的感觉。对于文字，我还是喜欢明末张岱的白描笔法，记得老张在《西湖七月半》中结尾之句，甚合我意：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身处慌乱年代，能有如此心情，该是怎样的洒脱。虽不能至，心却向往之。夜里从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图片故事：“人活着有时就是为了一口饭”。说的是一个87岁老人的故事，内心感慨不已，说白了，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不同的是我们为这些活动加上了一些好看的装饰，时间久了，导致我们竟真的认为自己的活动有了某种神秘的意义。想到这些，也越发感到苍白和虚无，我想余华肯定有过同样的感受，否则他是无法写出《活着》的。命运的荒谬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尽力了，而结果与我们无关。存在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作为存在的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而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向死而生的命运，期间我们可以说出勇气，也可以说出无奈，区别只在于解释的角度不同而已。遗憾的是我们总是让解释与未来有了某种关系，并在内心承认这些关系是确定的。前天夜里与老乡到校门口的大排档，就着羊肉串喝了两瓶啤酒，期间争论的话题还有些意义，即什么决定我们的快乐？是真实的环境，还是单纯的内心？所谓境由心生，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勉强？犬儒主义是西方人的智慧，而我们东方人是需要精神胜利法的，面对那么多的挫折和飞来横祸，没有一点精神胜利法如何能够熬过，我想就凭这一点，迅哥就该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中国人活的其实很痛苦，内心没有着落的漂浮着，这些年，虽然我们不再提共产主义了，但我在心里一直非常尊敬马克思，我认为这个大胡子哥们的想象力真的不错，那是个美妙的构想，可惜，我们的社会里少数人早已悄悄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真的是奢侈品，它离公众越来越远，看来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共产主义的。

前几天外出，在书摊上看到了奥威尔的新版《1984》（好象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原本想买一本，可是转念一想，故事情节早已知道，更何况老哥我在这个前半生早已耳闻目睹了很多怪现状，其丰富程度一点不逊色，他那本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再花宝贵的大洋买这个东东，就显得很假、很天真了，何况我还有一本他的书信集呢？也许对于他的书信集我更有兴趣一些，毕竟那种为生计奔波的日子我还是熟悉的。进书店总是要买一点书的，否则是很难安心的，后来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快速看完一本书，感觉很累，年轻那会经常用这个法子看免费书，如今是不行了，心里想沾点便宜，可惜身体不行了，也罢，总算有所收获，临出门的时候，又买了一本《宋词三百首》，清人编的。其实，这类书我有很多，有十几种之多，数次搬家也是丢掉了许多，记得有一个版本很喜欢，后来竟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类书是经常买的，在那里能够发现中国语言的魅力以及中国文人的内心的忧郁与颓废。我所欣赏的是中国历史仅有这点还是真实的。

今天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朋友的，一个是兄弟的，竟然感觉很温暖，原来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人到中年是不能回头的，可是内心里，真的有些想念了，正所谓：人生几何，离阔如许？下周争取说服母亲，带她到医院看病去，不能再拖了。

恍然记得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鸟只长羽毛而不长头发，它们是由那些不害人但智力低下的人转化而成，这些人研究过天体，却简单地认为最确实的证据是眼见为实。地上走兽则来自那些不好智慧，无视天文的人。他们头脑中的运行环路已断，只为胸中的灵魂所支配。第四类生活在水中。它们来自最蠢、最笨的人。诸神在重新设计它们的外形时，认为他们不值得呼吸纯净的空气，因为它们的灵魂完全紊乱。其实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很有趣，我们人类向往鸟儿的生活至少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们是不害人的。

在生活的背面，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被隐藏的心情，把那些尘封的心情用还原的方法退去各种负荷，或许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如洗的心情的。

2009-6-12凌晨于南方涂鸦

所有的梦想都是有价值的

李 侠

端午前一天的夜里，外面飘着细雨，有些阴冷，约老乡王海波博士到校门口外边的小店喝酒，他欣然同意，并带来了两个学生，是那种很阳光的小伙子，那明亮而年轻的面孔，让人又无端地想到了时间的流逝。这两年，我们两个人经常在深夜到学校门口的小店喝酒聊天，其实，我喜欢和不同的专业的人聊天，感觉总有不同的收获。其实，这次喝酒聊到的两个话题还有一些意义，先记录下来。

第一个话题是海波提出来的，即做人的原则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重要，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做人的原则？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很熟视无睹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的原则就是一种规定与约束，这些规定与约束，划定了我们日常行动的范围与尺度。任何原则在最初的时候都是抑制性的，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反感的，但是，随着经验与阅历的增多，我们内化了这些约束与限制，这时我们的行动就处于一个可以预期的范围内。其实除了活动空间的界分外，原则还具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由，有原则的人是自由的，相反无原则的人是不自由的。这点有些不好理解，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是很有原则的人，那么我们的行动都是在约束之内的行动，在这之内，我们有规律地活动，从而获得了自由，反之，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没有边界的，则面临着遭遇一系列不确定性，所有无法预料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面对无数新的束缚，这时我们就是不自由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老孔把达到这个境界的时间推到了七十岁以后，现在看来显然有些晚了。有原则的人给人一种信任感，原因也在于此，因为有原则的人的行动是可以预期的，而无原则的人的行动是无法预期的，信任相当于无形资产，从长时段来看，坚持原则的人是划算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即任何梦想都是有价值的。这年头说理想总是要让人笑话的，所以俺不说这个词，换一个说法，人没有梦想将怎样？中国人的文化是很实用主义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过则必然势利，给人感觉有些首鼠两端的味道。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十年前的我们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么这个话题就没有意义了。所有的梦想都为寂寞的前行提供了一种理由，没有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按照哲学的说法，所有的梦想都有些乌托邦的色彩，而乌托邦的存在恰恰为个体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仅是事务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不喜欢算命，算命的本质特征就是把可能性演绎为虚假的确定性。如果没有了可能性，人生是很无趣的，作为谋生的职业，我不想说什么，但是对于生命来说，这个游戏我不喜欢。回想自己的这些年，很多内心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一直还在艰难地往前走，因此就个人来说，感觉虽然有遗憾，但还是在进步的，这很重要。前年给学生们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与同学们谈到了找对象的话题，记得当时俺的一个观点就是看你要找的那个人是否有梦想？其余的都不是很重要的，有些同学不同意俺的观点，其实，我看重的是那个人的未来，而未来就是今天梦想的实现比率而已。因此，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最大伤害就是扼杀他的梦想，如果没有了梦想，这个人的心也就死了。所谓的“美国梦”无非就是说，美国的文化有能力提供一种保护梦想的机制而已，所以才有奥巴马当总统的事情发生。中国文化最丑陋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人为分类系统垄断地占有他人的梦想，因此，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有的人在一出生时就已经注定被剥夺了梦想，因此，梦想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权利。因此，这些年我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在努力地为那些卑微的梦想鼓掌，我从不认为皇帝的梦想就一定比木匠的梦想高贵，我所希冀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骄傲梦想，有梦想的生活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同样，有梦想的人也是让人尊敬的。

在这个缺乏尊重的年代，梦想是唯一还能让我们有理由战斗下去的力量，胡适这哥们曾说：捍卫你自己的自由就是捍卫你国家的自由。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毕竟只有原子的个人，我们才能谈尊严与梦想，而梦想的本意也是与个体有关的，它最初不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古希腊大哲的“认识你自己”的核心恰恰在于：发现你自己的梦想，并百折不挠地坚持之。我们可以被某些人轻视，但不能容忍某些人对我们梦想的劫杀，同理，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为个体的梦想提供实现与保护的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

2009-5-30于南方涂鸦

博主按：这是清华大学蒋劲松博士撰写的一篇随笔式的学术文章，写的很准确也很到位（呵呵呵，不仅因为作者在文中表扬俺的原因），客观地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因为这里需要有一个全局把握，而关于科学文化的近期发展历程，蒋博士也都亲历并见证了整个过程，这种历史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老蒋有一种苏格拉底的味道，他的追问很有趣，也很有价值。相信我们今天的努力，能够为未来积攒下一点意义。

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火蝴蝶文丛》印象记

蒋劲松

    “火蝴蝶”的意象，寓意相当丰富，《火蝴蝶文丛》总序与书评作者们都已从不同角度有所发挥，如飞蛾扑火的悲壮，浴火重生的希望，蝴蝶效应的诡异，毛毛虫变蝴蝶的惊艳，甚至“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迷惘与困惑，不一而足。其实，“从科学出发”，“蝴蝶”最重要的功能是传花授粉，而“火”又是光明的象征，因此，“火蝴蝶”也不妨理解为科学传播的象征。当然，“火”是很危险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就曾惹下大祸而受到严厉惩罚。而这一伙提倡反思科学的文化人，颠覆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将一池貌似清水“搅浑”，弄得许多人心烦意乱，遭到科学主义者的抹黑与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早就想给《火蝴蝶文丛》诸位朋友的大作写个评论，但由于都是好友，搞不好有互相吹捧之嫌，所以一直延宕至今。李侠兄联系了这次笔会，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结合平时与这几位朋友交往的感受，不避嫌疑，不计工拙，不论褒贬，真诚地谈谈自己的体会。所谓的“真”，显然不太可能是客观真理意义上的如实反映，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已。虽然免不了有作为朋友的偏爱之见，但我还是尽量避免写成全盘歌颂的悼词。另一方面，也希望朋友们不要因为某些批评不够准确和公平而生气恼火。

天学晓原玩科幻

    说起来，江晓原算是“反科学文化人”的领军人物，但立场转变却是最晚的，反科学主义的态度在这伙人中也是最为温和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据刘华杰教授鉴定，那篇“科学本身是否可以研究”就是所谓跨过中线之作，因此，科学主义的尾巴留得最多。然而，据我的观察，江教授的思想“配置”现在“升级”的速度越来越快，观念日益“激进”。我猜，这不仅是由于狐朋狗友们的长期影响，更重要的是江教授摸索到了反科学主义的独门秘籍，每每在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一人刻苦修炼。而这“葵花宝典”就是国内科学文化（Science studies）研究者们往往忽视的科幻影碟。

    《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一书主要是借助于科幻电影评论的形式，表达其对于科学文化的各种观点。“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一发问警示我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绑架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剥夺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我们由于科学主义颂歌的长期催眠，却往往对此一无所知，更缺乏准备和应对。

    江晓原将科幻电影的解读引入科学传播，不仅找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生动的传播界面，有利于提高科学传播的效果，有效扩张科学文化的行销市场；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幻电影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为思考科学技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点。科幻电影的反事实推理结构：“如果技术能力达到如此程度，则会产生何等结果”，具有很强的解放想象力的功能，容易让人们冲破既有的思维框架，重新审视流行的观念。

    江教授在科学史上下过扎实功夫，《天学真原》甫一出世，就奠定了其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江湖地位。他浸淫古典文学多年，文字功夫极好，所以当他和好友刘兵教授扯起科学文化大旗，啸聚山林，招兵买马之际，一干绿林草寇自然带枪投靠，江湖上一时间也闹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动静来。

    然而这些年中，江教授太过逍遥，玩心太重，文人习气也越发猖獗，写作《天学真原》时显露出来的学者本色却渐渐淡出，作品多为“轻薄”的随笔，缺乏“厚重”的传世之作，学界同仁颇有不同的看法。这在他自己固然是率性而为，不拘泥于所谓学术评价标准，提倡娱乐功能，但在我看来，长期下去会影响科学文化事业长期发展的。因为，面向大众的科学文化要蓬勃发展，必须要以相应的学术发展为前提，只有以严谨扎实的学术成就支撑，科学文化才有深度，耐人寻味。

教父刘兵守边缘

    在科学文化界，刘兵当然是“教父”级的人物。他常在博客上贴出与众弟子在KTV包间的合影，只见一位黑脸汉子簇拥在一众满脸仰慕神情弟子的中间，顾盼自雄，确实很有些黑社会老大的风范。

    “教父”的江湖地位不仅在于他与江晓原是“科学文化”概念共同提倡者，不仅在于他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创作质高量大面广，更是说他在科学文化界独一无二的人脉关系。在所谓“科学文化界”一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饭局上，闲聊中在场人士发现几乎都是由刘兵拉下水的。当然，在科学文化这片江湖上，“兵叔”或者“刘爷”（多像黑帮老大的绰号）的人脉关系，都是真刀真枪砍杀出来的。从赤膊上阵亲自撰文，一直到编辑丛书、策划选题、培养弟子、炮制广告，乃至招兵买马，作为“科学文化”掮客穿针引线帮助编辑与作者联络，所有的环节，他都以一种“重要的是掺和”的陈佩斯精神乐在其中。

    科学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科技人类学到视角文化研究等等，他都不遗余力地介绍引进。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否应当反对科学主义、敬畏自然是不是反科学，中医是不是伪科学，几乎所有科学文化界的重要争论，他都无役不与。刘兵的专业是科学史，对科学哲学也感兴趣，本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应该是青灯黄卷，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冷门学科。可是今天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者，却对许多公共和文化论题高谈阔论，在各种大众媒体上频发声。传媒界知道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找人来谈论这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刘兵等人的启发和推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无论是科学文化界的形成，还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专业人士介入社会，发挥影响，甚至捞些外快，刘兵都是功德无量。

    怪不得他的好友刘钝先生用“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兵”来调侃他。吴国盛教授也以褒贬参半的“刘兵的阵地意识最强”来总结他的行径。常被华杰嘲笑装嫩的刘兵，不仅总是追踪时尚动向，始终能理解青年人的爱好，——这他认为是从事科学传播必要的功力——，而且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己的立场。记得当年这伙反科学文化人与“天地生人”宋正海等老先生掐架时，大多坚持狭义的科学观，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现在宋老师可以偷笑了，因为这伙人当中对科学持宽泛定义的“宽面条派”已经渐成主流。其中刘兵是走在前面的一个。《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正是他近来这一倾向的生动体现。

    然而，事难两全。刘兵手伸得太长，精力毕竟有限，他这种“贪事”的帝国主义扩张欲，比江晓原更甚的贪玩心，孩子般的好胜心，的确害人不浅。他这些年健康水准下降，头发变白了许多。朋友和弟子看得心疼，多次劝他效果不大。要是他能节制一下到处“触摸”的欲望，更绝情地推掉一些编辑们的约稿，以“刘爷”的才华和聪明，应该在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乐活华杰观风景

    我经常说，在这伙“反科学文化人”中，进步最快，生活方式最为健康的，非刘华杰莫属。虽然，晚上九点就熄灯睡觉的江湖传言并不可靠，但是每天六点半就必定早起却是假一罚十的真情。乐活(LOHAS,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一族的华杰最让人佩服的是，他是从科学主义阵营反水投诚而来，虽然（或许是正因为）心直口快，常不给人面子，居然黑白通吃，在科学主义阵营中今天仍然还有好友。

    华杰坦言，在攻读科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时候，读书的时间用在哲学上的远远少于科学。那时，他当然还是一位热情的科学主义者，但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将科学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主义者。即使在发生了反科学主义转向之后，在反科学文化人群体中，他大概是仍然保持与科学的直接联系最多的一位。他所谓在科学传播上“一点二阶”的自觉定位，即兼顾一阶科学传播（直接传播科学知识）与二阶科学传播（传播关于科学的反思与批判），使得他总是能从科学的土壤，汲取思想的充足营养。从这一角度上讲，也许华杰是这伙“反科学文化人”中，综合科学素质最高者。更为难得的是，才华横溢如吴国盛教授都盛赞华杰直觉很好，常常能悟出一些很有前途的想法。

    在形形色色的科学中，华杰现在更加钟情于所谓的博物科学，耗费大量时间去做不务正业的“民科”植物学研究。我行我素，丝毫不理会他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同行们对这些工作的看法。在他看来，虽然在传统的科学观中，这些工作不入主流，却是普通人在大自然中所能领会、把握和做出贡献的科学。她和近代科学革命以来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实验科学大相径庭。实验科学更加强调专业人士对知识的垄断，更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关系，更强调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功利作用，强调科学的理性与审美、信仰的分裂。

    他现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博物学传播，和传统的数理科普相比，在传播目的和态度上更强调人文情怀、生活情趣、生态意义，不再特别强调博物学对于所谓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不特别强调经济上的开发和利用。在科学的内容上改变一味强调数理实验传统，而轻视博物学传统的习惯，在研究主体上则强调全民的参与，这些都在丰富着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从科学实验室中的操纵与控制，转向自然风景的从容欣赏无边，来培育意义丰富的人生，应该是《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的主旨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华杰虽然说他以前很少读文学作品，就是现在他的写作也不像田松那样精雕细刻，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他写得很随便，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就交稿，常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最近这两年，也许是花草山川的感染，也许是对博物学相关的文学作品的长期熏陶，他的文字也越发轻灵生动了。

    但是，刘华杰有时似乎过于洒脱，常常给我不是很重视逻辑和论证的感觉。倒不是说他常犯逻辑错误，事实上他对此很敏感的。而是说，他往往费了半天的力气搞些推理和论证；却突然毫无征兆地说这些推理和论证关系不大，无所谓。这会让人感到纳闷，当初何必费力？而且，他的“兼容并包”有时也让我觉得到了立场不够坚定、科学主义尾巴没有割尽的程度。

浪子田松反科学

    田松是个典型的文人，也常以文学青年自嘲，文字功夫相当了得，常让我内心暗暗嫉妒。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个人中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华杰曾公开吹嘘田松是思想家，就目前而言，我却多少有些保留。他最近这几年写了许多唱衰科学文明的“垃圾文章”，本质主义的立场与科学主义者相较也不遑多让。在这伙人中，田松最喜欢以“反科学文化人”自称，原先固然主要是调侃、反讽，现在正逐渐成为夫子自道。科学主义者指控“反科学文化人”是“反科学”主义者，大多属于抹黑污蔑，但是对于田松来说，这一指控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延续了田松一贯的所谓“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的华丽而煽情的文风，仍然博得了“松哥”粉丝们的赞赏，也被《中华读书报》列为当年百佳图书。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他努力反对科学主义，实际上却采用了一种更强版本的物理学主义，甚至可以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主义”。而且，书中非常关键的熵概念的使用，在我看来也是颇有“民科”风格的。这样的评论，不知那些对他很有意见的民科朋友们听来感觉如何？
    有趣的是，田松这个典型的放浪文人，却每天熟练地用电脑敲文章大力提倡“农民崇拜”。田松版的“两个凡是”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述，那就是：凡是农民做的就是对的，凡是科学产生的结果都是坏的。这种简单的思路，当然是漏洞多如筛子。而且，正如我曾经批评过的那样：他在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上多少有些言行不一。这在逻辑上当然并不构成对其观点的批驳，但是，其公信力自然减少了许多。

然而，尽管如此，在中国当下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田松的那些“胡言乱语”还是很可以发挥震撼教育的功用的；善用的话，完全可以作为矫正科学主义狂热症的某种偏方。他对传统田园生活的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歌颂，虽然未必能站得住脚，但他对现代化“妈的奶最腥”迷失的当头棒喝却入木三分，令人难以忘怀！科学主义迷魂大法中的种种“忽悠”，在这位同样善于“忽悠”、长得也颇像胡万林的“大师”面前无所遁形，一一被揭穿示众，真是大快人心，令人豁然开朗。从那些华丽文字中流出来的对古老传统的敬畏，对貌似落后弱小边缘的尊敬，彰显了现代社会日益匮乏的真正智慧。

诗酒李侠担道义

    在“反科学文化人”队列中，李侠似乎是较晚“加入组织”的。但是，其实他早就在科学哲学层次上开始了对科学主义的系统批判。与这个群体的其他人不同，李侠更加关注科技政策研究，这样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就从文化人的人文关怀进入到了更加现实性的公共生活中。多年来，我总感觉国内科技政策研究界普遍缺乏对科学主义的反省和批评，现在看来李侠多少有些填补空白的意思。这种关注现实，积极救世的热心肠，的确当得起一个“侠”字。

    《喧嚣与凝视:透视转型期的科技政策与公共生活》，以科学哲学专业的学养为依托，以科技政策为切入点，关注大变革时期公共生活的秩序建立，自然很容易就会唤起广泛的共鸣，各种报刊上频发的评论和专栏即是明证。然而，这位豪爽的东北汉子，却在一片喧嚣中独自品尝一种深刻的孤独，诗酒遣怀，勉力支撑着“破碎的坚持”。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原因，在政策层次批评现实原本就比较艰难。在一个急速现代化的国度，要独排众议，坚持反对科学主义，面临的阻力就不仅会来自管理部门，而且还会遭遇到学界的异议，所以就显得更为困难了。与京沪反科学文化人在文化领域中高调玄谈不同，李侠单刀赴会，千山独行，处境更为险恶，因此也更为难得。

    阅读他的文字，我常常暗自猜想，李侠大概会不时厌烦他的那些专栏时论的文字，会问自己：这些耗费我大量时间和心血的文字究竟有何意义？什么时候能收到效果？而且，即使产生了影响，这些外在的影响说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值得我耗费宝贵年华，更何况早已青春不再！与其徒劳无功地推石头上山，不如三两知己诗酒自娱；妄想拯救社会，何如独自逍遥？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矛盾和痛苦，给那些容易变得冷冰冰的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了一丝可贵的温柔。

    我常感觉，李侠在反对科学主义时常援引后现代主义作为学术资源，同时又往往诉诸民主甚至科学等现代性价值；因此，他在反对科学主义，彰显人文价值，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张力。这种彷徨徘徊，与田松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铁口直断，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它实际上是李侠上下求索的心灵状态的显现。以李侠的真诚与努力，假以时日，我相信，这种求索会获得令人称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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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籍：D.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李 侠

作为读书圈的一名成员，好久没有推荐书籍了，实在是说不过去，原因很多，主要在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今天推荐一本旧书，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1973）这本书的汉译本于1999年出版，距离诺斯出版该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而这26年正是中国人进行改革最为迷茫的岁月，可惜那时这本著作没有人翻译过来，也没有人介绍（至少笔者不知道）如果及时翻译过来，也许对于我们的改革将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未尝可知的。

这几年看书比较杂，推荐的书目也就五花八门。如果倒退五年前，我可能喜欢完全推荐哲学类书籍，而如今，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靠哲学为生的，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许可以和大家形成一种讨论的共识。

道格拉斯.诺斯（1920-）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和福格尔（好象是，记不清了）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经济史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诺斯这个人很幽默,我看过他写的自我介绍文字(简介吧，好像是诺奖发言稿)，开篇即说：我出生在麻省的剑桥，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与高等教育有什么联系，而是因为，他老爸是当地大都会生活保险公司的管理者的缘故。其实，我更喜欢他的坦率，他说：我的家庭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老爸、老妈可能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这不影响他智力的发展，因为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学习不是很好。不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去看（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3/north-autobio.html）。

这本书共三篇，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第三篇 公元1500-1700，这八百年正是欧洲开始兴起的年月，这本小书的重要结论是，正是制度创新（所有权制度、专利制度等）的实现，而不是技术创新，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段时间咱们的老祖宗在干什么？从历史年表可以粗略看出：这段时期恰好是唐末清初的八百年年，期间中国是越来越落后了，到后来，任何一个弹丸小国都敢来收拾我们，别的因素不说，我们的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愚民政策就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事留给历史学家吧。

唐：618～907；

五代：907～960（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

十国：902～979（吴：902～937；前蜀：907～925；吴越：907～978；楚：924～960；南汉：907～971；闽：909～945；南平/荆南：924～960；后蜀：934～965；南唐：937～975；北汉：951～979）；

宋：960～1279（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

辽：907～1125辽建国于公元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 93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

西夏：1038～1227；

金：1115～1234；

元：1206～1367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1279年灭南宋；

明：1368～1644，公元1644年桂王被杀；

清：1616～1911清建国于公元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始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

道格拉斯.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定价：10.8元。

本书难度系数：3.5，毕竟是制度经济学派的扛鼎之作，总要给予适当的尊重。

适合人群：想知道我们今天状态的所有人。

2009年5月24日于南方涂鸦

今年我们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有七名同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其中有我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由于无法准确记录其他同学的论文题目，这里只列出我的三位研究生的论文题目（2009年5月）

谷   娴，论文题目：《阿尔温.戈德曼的过程可靠论研究》。

范毅强，论文题目：《从普遍语法到语言模块——对天赋论视角下语言模块内部构成性的探析》。

蔡俊翔，论文题目：《虚拟社区知识传播的两个维度——知识共享与建构的分析》。

祝贺上面三位同学硕士毕业，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继续努力，有时间还要多看书，并思考一些问题。硕士只是人生很短暂的阶段，或者说只是一个开始，祝福他们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9-5-23于南方

后半夜南方细雨无声，有些凉意，天也快亮了，估摸到五点多的时候，鸟儿又将开始新的歌唱，这几年，我喜欢一个人吸着香烟在曙色临近的时刻听鸟儿在窗外天籁般的歌唱，有一种很亲切与放松的感觉，那一刻，时间在身边无声无息地缓缓流逝，很有一些地老天荒的味道，我曾自嘲地说这是一种纯洁的对峙。忽然记起一件事，前些日子到北方妹妹家接母亲的时候，母亲提到，大姨家的两个表姐来看我母亲时说起，二姨家的女婿郭华去世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惊讶，觉得不可能啊，郭华比我大不了几岁，印象中是很强壮的人，怎么可能呢？赶紧到网上看看，发现一条消息，原来是真的，而且发生快3年了，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这一走，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脑袋一下子乱哄哄的，恍然记得12年前我们仅有的一次会面，想不到那竟是开始也是结束，人生的无常总被演绎的如此彻底，让人情何以堪？心痛的感觉是无法表达的，我永远无法习惯死亡！

记得是1998年9月的光景，那时我和四弟在沈阳念书，当时北京站去沈阳合适的列车是夜里的，白天无事，我与四弟突然想到母亲说起过，在北京看看你二姨去，好些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怎样了？我和老四觉得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转，那时我们年轻，那时还有梦想，总之，我们两个一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大，可是学校太大，不知道他们家在哪里，好在妹妹下岗后曾准备到北京打工，去过他们家，大体还有些印象，更重要的是她告诉老四一个他们家的号码，通过这个号码，打电话过去，是二姨接的电话，问我们在哪里，然后告诉我们在那里等着，他们来接我和四弟。就这样，我们很顺利的到了他们家，记得好像叫什么园的地方，是一个筒子楼。那天下午和二姨、姨夫聊了很长时间，五点半的光景，二姨开始做饭，六点半的时候，郭华下班回来了，二姨赶紧给我介绍，他是那种很朴实很好相处的那类读书人，然后，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和四弟，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学校的事情，感觉很平和也很亲切，叮嘱我们哥俩要好好干，他跟二姨说李侠来了，今天喝一瓶啤酒吧，我这个人总是很大大咧咧的，只要感觉相互投缘，往往是很尽兴的，所以也就没有客气，记得当时聊了很多话题，今天竟然记不得都说了什么？只是记得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今天，我想他肯定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态，我们当时在内心充满了渴望改变生活状态的梦想，很理想化地谈了未来将怎样怎样的很空泛的构想，他很温和地提示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工作，那天表姐出差去外地了，我们没有看到，她女儿放学回来后，快速吃完饭后就写作业去了。考虑到，夜里还要赶火车，而且北京又那么大，我和四弟跟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表姐夫吹完牛后，怕误车，也就匆匆告别，郭华把我们一直送到北大西门外，并告诉我们坐到哪里下车，在公交车里，我和四弟说，郭华人不错，以后咱们也要跟人家学习。后来由于学习任务重，也就很少联系，总想，以后有的是机会。

2001年，我和同宿舍的一个学物理的哥们到北京，他干什么去的，记不得了（好象是到中科院物理所吧），我是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然后约定办完事后在北大碰头，我完资料后到北大，时间还早，就想起应该看看郭华去，北大太大了，很哪找，我也记不得当时到他们家的路和具体的栋号了，我只好找到他们单位的电话，打过去，人家问我找哪个郭华啊，告诉我一个出国了，另一个干什么呢（记不得了），我当时还真是说不清，只记得我要找的郭华是学习核物理的，至于在什么教研室之类的，我根本不知道，所以只好放弃，心想以后还有机会。巧合的是，我同宿舍的那个哥们到北大后，也找了一个同学，恰好是学习核物理的博士生，可惜我没有去问他，如果当时问了或许是能找到郭华的，我当时怕人家笑话我，自己的亲戚都不知道在那个教研室，这像什么话？后来我找了自己的一个同学，中午大家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吃了饭。有时也想，人这一辈子总是在失之交臂中徘徊。后来由于学业和工作的挤压，也是一直没有联系，总是认为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好象是2005年吧，四弟曾给郭华去过一个邮件，好象是打听博士后的事情吧，他很快就回复了，告知由于北大没有那个专业，找个别的学校吧。按照网上文章的介绍，那时他已经病了，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病痛带来的痛苦。后来由于学校课多、事多，四弟也就没有再去联系，我想四弟肯定与我一样认为以后还有机会。过后不久，四弟电话里告诉我，郭华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已经是教授和博导了。当时，我很佩服。记得当年二姨就对我说起过，郭华很少在夜里一点以前睡觉，每天都看书学习。今天这种学校生活，我是领教了。前几天看一个老师写的怀念文章得知，那时郭华已经病的很严重了，而时刻还在想着自己的学生和工作的事情。这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人到中年总是要用自己的热爱与执着去托起关于未来的信念。他的专业我不懂，但我相信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物理学家，抛开专业不谈，他更把一种朴素的友谊与爱做了最完美的诠释。我时常想，这个世界有时是很无趣的，但是，一旦当我们用爱去照亮爱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爱是不死的。郭华用短暂的生命书写了这样的一个朴素的真理。2006年11月16日郭华因癌症去世，年仅43岁。想到这些，内心很痛，我想四弟可能今天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呢？这漫长的一生中，有多少以后是值得相信的？有多少机会是可以被称作机会的？

想想自己这些年去北京好多回，每次都想以后还有机会，恰恰这个借口把很多机会都浪费了。这几年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履薄冰，家里也发生了很多变故，我的行程也一直往南延伸，寻找着自己的希望之地，这些年自己的起色不大，内心时常涌现出无法遏制的失败感，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家的好消息，也不好意思告诉人家自己的状况，只好默默地前行，期间的无奈与彷徨如何说起？总在希望，有一天，等自己能够混出个模样来，一定邀请表姐夫一起喝两杯，今天想来，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的红尘俗事。当想念来临的时候，应当放弃一切世俗的考虑，只为了想念本身，这就是很充分的理由，这世间还有什么比想念更重要的啊？可惜我明白的太晚。

十二年前的郭华，朴素而热情，在那个初秋的傍晚，给我留下了最温暖的笑容。表姐夫，你是我们的骄傲，听鸟儿已经开始歌唱，你在天堂里也一定听得到。此刻，象12年前一样，我说你听，或者倒过来，你说我听。因为，爱总是会照亮爱的！

谨以此文纪念郭华博士（1963-2006）！

2009-5-17于南方黎明前涂鸦

附郭华简介：业

出生于1963年9月19日  1994年6月于兰州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6年6月从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1996年6月-至2006年11月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沉默，大多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因为说话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才有了王小波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说法，对此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今天感兴趣的却是一个反向的问题，即保持沉默能否真的构成一种权利？国外或者香港电影上经常有这样一句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然后如何如何等威胁字眼。为了简化问题，我们设定一个场景：对于真相，你有权保持沉默吗？遗憾的是，对于真相，我们经常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宝贵言说的权利，而选择了保持沉默，然后美其名曰：我有权保持沉默！问题是这种权利是以牺牲自己应付的责任为代价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麻烦的哲学问题，即真理与道德问题，前者是认识论问题，后者则是伦理学问题。坊间所谓的真善美，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搞懂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先把美放到一边，仅看看真与善的关系问题。面对真相时，我们可能遭遇两种甚至更多的约束条件，主要的有威胁与恐怖，此时你该如何选择呢？好像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是对于是的说是，对于不是的说不是，这就是真，对于是的说为不是，对于不是的说为是，则为假。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很直观，没有理解上的困难。那么在这前提下，说出真相符合认识论的原则，也是符合道德；如果说假则违反了道德规则，这里很奇妙，真与假的判断竟然与道德有了一种奇怪的联系。由此，人与社会、自然等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因此，在面对威胁或者恐惧的时候，我们有三种选择：说出真相、保持沉默与编造谎言（说谎），这里分别对应着善、怯懦（或卑劣）与恶。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我们保持沉默的时候，尽到了公民的责任吗？这个行为道德吗？其实，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迫选择了保持沉默，作为一种妥协，我们换来暂时的安全，同时也为未来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并时刻有可能被迫发展到编造谎言。这就是典型的平庸的罪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怕死，为什么怕死呢？因为，我们认定生比死好，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们没有经历过死亡，我们如何知道生一定比死要好呢？（我们暂且接受这个预设）这不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吗？在这点上也正是中西哲学的分野之所在，所以才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存在的说法。

为了遏制恐惧，我们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言说是自由的，否则恶是会肆意泛滥的。这就不多说了，当言说成为一种工具：既可以换来利益，也可以带来潜在损失的时候，面对真相保持沉默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也许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我们想原谅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沉默或许是一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但是，对于人类进步而言它不是最好的选项。对于中国这样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家来说，面对真相时的选择更是一种考验，因此，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吹捧式的文字，因为我们已经吹捧了几千年了，证明这种模式实在是与进步背道而驰。这也是我一直喜欢与同学们不厌其烦地讨论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之所在。

谨以上述文字，回应某位朋友的留言。

2009-5-15凌晨于南方

推荐书籍：《权力精英》以及大脑减肥现象

李侠

最近一直在很缓慢地翻看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以前看过类似的书籍，可惜记不得作者和书名了，读书那阵子，把美国科学社会学默顿那派的作品基本都读过，好像朱克曼那本叫《科学界的精英》，应该说是比较近距离地观察科学共同体分层现象的，不过坦率地说，朱克曼的作品缺乏深度，仅限于形态分类学意义上的阐释，这对于理解精英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后来法国的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很得我的心意。相对而言，对于美国社会学家的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米尔斯的观点，另外，可能就是科塞的作品，这就不多说了，既然喜欢米尔斯，还是把作者简单地介绍一下。

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德州人，1939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1941年从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1962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46岁。生活中的米尔斯有些浪漫，一生结过三次婚，婚姻周期平均10年，第三任妻子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婚的时候，米尔斯就去世了。本文要介绍这本书是在第三任妻子的帮助下完成的。每一位夫人都是他工作的得力助手，否则他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生命里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有趣的是他的三位妻子很巧合地都在2008年先后去世，也留下一些神秘。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关于权力精英的知识在我们国家很神秘。没有人愿意谈，身处精英群体的不想谈，普罗大众关于精英不知谈什么？结果导致精英好像都隐匿似的，我们更幽默，发明了一个词：公仆。这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很幽默的玩笑。主人时刻要唯公仆马首是瞻，那一天公仆不高兴了，后果很严重。然后，我们听到了克拉玛依大火中，有人高喊，让公仆先走。在俺刚参加工作那会买软卧和机票是要级别的（正处级14级干部），那时我这样的主人是要经常被安排夜里去售票点排队给公仆买这些票的。其实，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大大方方地说出来。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型塑着这个社会的思维与认知方式，至于时尚更是各类精英抛给社会的一个塑料做的肉包子而已。

米尔斯的这本《权力精英》全书共分十五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类精英的社会生活以及思维方式，更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他们对国家的影响。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列出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的作用，毕竟那还是小科学时代，这方面工作后来法国的布尔迪厄有过精彩的分析。关于书的内容这里就不罗嗦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找来看看即可。记得笔者在给博士生上公共课时曾有一个专题就是讲“科学界的地图”，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主要集中在科学界而已。毕竟“身份地位尾随着大笔金钱，哪怕它掌握在恶魔的手里。”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初版1856年），王崑、许荣翻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定价：33元。

难度系数：3.0

适合人群：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

关于书就说这么多。最后聊两句“脑减肥”问题，最近无聊中上网看到几个帖子，很愤青的那种帖子，其实我对愤青没有多大的厌恶，毕竟那里还有可贵的激情成分在里面，想当年俺也有过这种经历，关键是不能容忍那些“脑减肥”后的无思状态下的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王晓明所谓的“爱国贼”的说法。小沈阳获得劳动奖章我是赞同的，因为一语中的，他点出了这个荒谬年代的命门：不差钱。问题是谁不差钱？那个湖北的广水竟敢花1300万给连战造祖坟（30亩地），实在是不差钱啊，我从网上看了看，哪个地区有94万人民，财政收入6个亿，估计不是很富裕的地方，不过能够玩出这样的大手笔，也真说明有些人是不差钱的。很是感慨，我们遭遇那么多灾害，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出手总是很吝啬，一直内心感觉郁闷，后来竟由衷地佩服起来了，至少那说明，人家花钱是要考虑纳税人的意见的，不像我们，纳税人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总是很慷慨，钱怎么花的，我们无权过问，我们拥有的唯一权力就是按照规定，准时交税就是了。所以，在世界任何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第一个排在送礼的门外。（不要和我说什么地缘政治的废话）而我们遭遇的真实生活恰恰是就差钱，生病了，放心只有你自己想办法，没人管你（对于那些在危急时刻曾充满信任地慷慨借钱给我的朋友，再次表示感谢），买房子，对不起，也要你自己想办法，上学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不差钱应该被评为本年度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奖。

2009-5-7临屏涂鸦两句

这些日子不在状态，索性什么也不干，我不喜欢强迫自己，尤其是对于文字的事情，因为那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好的文字的，文字是有灵性的，万万怠慢不得。想想这些年，一直绷紧神经努力工作，太大的志向倒也没有，只想凭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家里人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而已。少年轻狂的时候，也还有些风骨，如今是断然不敢了，自打父亲去世后，心理压力一直存在着。今天下午一直校对朋友们著的书的一个章节（这部分是我执笔的），内容大多是5年前的东西，有些专业化的文字，做起来也是异常缓慢，索性就慢慢来，所谓文章乃天下事，也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下午母亲要到药店买牙痛药，我说我有卡，母亲说不用，买两毛钱的细辛的草药就好了，母亲总是不想麻烦别人，显然母亲已经非常难受了，我了解母亲，但是医疗卡里的那点钱，不用也取不出来，所以陪母亲到校园的药店买药可惜没有草药，只有同类产品的胶囊（中药胶囊），那盒药13.5元，总共12个胶囊，一次吃4-6个，看来老百姓真的病不起啊，母亲很是心疼，说太贵了，我说没有关系，现在便宜的药已经不生产了，换个名字都很贵，中国商家、商人的良心已经坏了。南方已经很热了，回来的路上，到校园的小卖部给母亲买了一个雪糕，我自己也买了一个，现在雪糕也很贵，1元的也不是很多了，动不动就是1.5或者2元的，这年头什么都涨价，就是工资不涨。今天网上，报道说国家又要开始严格征税，据说年底全部实行网上申报，我没有细看规则，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兼职收入也要纳税，呵呵呵，真想骂一句：什么世道？国家就剩下一个职能了，拼命收钱。折腾吧，所以那些愤青的爱国病也该醒醒了，这个国家不是谁都有资格去爱的？这是我很多年后才明白的道理。

夜里到网上转转，看到今天是母亲节，有些遗憾，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念叨了几遍，最近几年节日多了，我也很少去注意，但是今天还是很感叹，前些日子把母亲从北方接过来，原准备到我这里做手术的，可惜母亲一直不肯，当天检查完以后，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医院，我知道她内心恐惧，但是不做又怎么能行呢？这些日子也是一直寝食难安，等忙过这几天，还得动员她去，我希望她多活几年，我们兄弟几个也是一直为此担心呢，不说这些了，不管哪天，能够陪老娘高高兴兴的，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所以，这几年，我不想出远门，怕母亲担心，我知道，只要我在她就会安心的。

夜里到以前的学生小冒的博客里看看，它记录了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又和城管抢老人的三轮车有关，当然这个学生还有我当年的一些风骨，一直跟这些官老爷们交涉，结果用鼻子都能猜到，还好，他只是给老人留点钱，破费一些，自己没有遇到太大的伤害和袭击，还算万幸。如今我是不敢再这样凭情绪做事了，不为别的，自己的性格决定的，一旦自己冲动起来，被自残了、被和谐了，俺的老娘谁来管？俺的家谁来管？当年迅哥也曾这样说过的，后来终于理解了，人到中年应该学会世故一些，这是求生问题，而不是人品问题。我相信他会慢慢长大的，以后有机会还要一起喝酒，听他们唱光阴的故事，然后一起流泪，一起嚎叫！

不说了，今天是母亲节，祝福我的母亲健康长寿，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还要为我们的学生自豪，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未来，他们也是学校的骄傲。我也许不相信很多东西，但我相信未来，相信友谊，相信爱，其实，内心里我还是充满相信的人，从现在开始争取做一个幸福的人：泡上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原先4.5元/袋，现在已经涨到6.8元/袋），点上一支白沙香烟（其实4.5元软盒的比5.元硬盒的要好抽），生命是值得我们为之战斗的。

2009-5-10夜于南方临屏涂鸦

“塞壬”歌声环绕下的大学精神生活

李 侠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美百年名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奥巴马说‘不’”（新华网，2009-4-12），不论原因为何，在实用主义的发源地仍能有如此对规则的遵守与捍卫，总还能让人对大学保持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客观地说，这类新闻近几年已经看到好几起了，唯一相同的是，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那些国外的知名大学。很难想象这种行为会发生在中国的大学，由此也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好奇：中国大学的精神生活的真实状况到底如何？

在笔者看来，大学的品质与风格是由它内在的精神生活决定的。而大学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由构成它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状况决定的简而言之，从大学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状况可以约略推测出其大学的精神状况。坦率地说，这些年中国的大学在外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问题是这种进步难以掩饰大学内在精神生活的日益贫困化的现实。也许世界各国的大学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对容易处理的，有些问题则是难以治愈的内伤，而大学精神生活的贫困化恰恰是最难以根治的内伤。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社会中推动理性人进取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名、权、利，那么知识分子作为理性人中的一类，同样被这三种力量驱动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三种力量是通过规则被严格的功能分区来发挥作用的，即政治场域的主导力量是追求权力、经济场域追求利益、学术场域追求名誉，构成这三种力量的基础则分别对应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用严格的规则限制三种力量之间的相互钩连与不同资本之间的交易，以此来捍卫社会的功能分区，保持社会的秩序，从而实现最大的资源配置效益。上面提到的例子可以解释为，作为文化资本代表的大学拒绝与作为政治资本代表的奥巴马进行交易。由于整个社会的充分功能分区，大学不必担心未来被制约。通过对规则的固执遵守，大学捍卫了它的精神生活与尊严。

那么，中国大学当下的精神生活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导致推动理性人进取的三种力量在中国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分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之间以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再生产着畸形的社会关系，在谋求局部利益的提升中，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陷入一种严重低效率状态，从而大学精神生活日益荒漠化。不客气地说，如今的大学再一次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种现状，不能把责任简单地推给大学或知识分子的堕落，而是捍卫规则的行为缺少必要的制度保护，从而使局部利益受损，这是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导致的必然结果。

笔者曾对朋友戏言，当下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充斥着古希腊传说中“塞壬（Siren）”的充满诱惑的致命歌声，不幸的是，作为大学精神生活的守护者的知识分子，无法象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捆绑起来，以抵御塞壬歌声的诱惑，也不能把每个人的耳朵里都灌上蜡，防止被诱惑。所以，我们见惯了大学里的各类交换与再生产，如所谓的教授治校的诉求无非是想恢复各类功能严格分区的想法而已，而现行的大学校长行政任命制，则是典型的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相互兑换的表现。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分子，则必须按照权力系统制定的分类标准，最大化自己的产出。就拿当下的高校考评体制来说，一个学者入行后，只有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多发各类高等级文章，才能获得资助，然后才能争取到各种称号，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相关的修饰性因素（如海外经历），以此来冲刺权力设置的高级称号（如各类称号的学者等等），而一旦获得最高称号，新贵们反过来就有了以此来兑换稀缺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资本，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市面上流行的各类代言人都是功能不分区的直接受益者。如果严格按照功能分区的精神生活流程来行动，那么他们很可能连生存都存在问题。所以，在如此政策导向下，我们耳熟能详地了解了为什么今天的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的学而优则仕的内在渴望，大学也日益演变为各种资本进行自由兑换的交易所。

很简单，所谓的大学精神生活，就是对功能分区的捍卫与遵守，各行其责，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而实现功能分区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此，这注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过渡时代，而过渡时代是不可能指望产生任何有生命力的学术成就的。虽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现状，但是指出它恰恰是我们的责任。在这点上，我同意萨特的观点：不要让我们的责任感变成负罪感。

2009-4-12修改于南方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时报》5-8A4版，这是原稿，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