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的博客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

李 侠

由于这几年断断续续地带了几名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一直想列一个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比较完备的读书清单，以前曾列过一个简略版的，如今也找不到了，只好抽空再列一个，便于研究生根据兴趣选择阅读并打打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经典文本的基础准备是无法做出比较好的论文的。考虑到书目的繁多，这里仅列出科学哲学方面的参考书目，共选择。

罗嗦两句闲话，根据个人经验以及这几年对学生的要求，规定了一个硬性的读书规定，即一个硕士研究生应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阅读五十本书，这个数据的来源是这样的：每天必须读20页书，这样下来一个月能够读600页书，这大约是两本书的厚度，一年下来就有24本书，两年下来就有约50本书，递推下来，博士生每天看30页书，三年下来应该读到110本以上，从阅读量来说，两者的任务就是很不同的。另外，本目录改变编排方式，以前是按照研究领域划分的，今天改为按照作者划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下面列出硕士生的读书目录（按作者划分）。

1孔德（Comte，Augus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

《实证主义》（这本书国内有译本，小册子，这是一个新时代哲学的奠基之作）

2石里克（Moritz Schlicklisten，1882-1936，德国哲学家）

《普通认识论》、《自然哲学》（国内有译本）这是新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掌门人，国内洪谦先生是石里克的弟子，曾有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很好文章，可以参考。另外，哈勒曾写过一本《新实证主义》的书，也是了解这个学派的很好切入点，可以对照来看，另外，克拉夫特也写过《维也纳学派》的书（名字记不准了），有些专业，希望先看前边的再看这本，否则不容易懂，毕竟卡拉夫特本人就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

3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当今被评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第一本书写的很有趣，有罗素的长篇序言，他的论证很奇特，格言体，提出的想法很有趣，必读书目。

4卡尔纳普（Carnap，Rudolf，1891-1970）

《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年，国内有译本）晚年传记也很不错（记得是一个小册子），卡尔纳普是维也纳学派的最重要的哲学家，可以说是顶梁柱，不可不读，其实他后期在美国做的工作大多被忽视，如关于句法、语义学方面的工作，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5 H.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德国哲学家）

《科学哲学的兴起》（国内有译本，记得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6艾耶尔（Ayer，Alfred Jules；1910～，英国哲学家）

《语言、真理与逻辑》（国内有译本），这本书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著作，记得还有一本《二十世纪的哲学》（国内有译本）写的比较简单，另外艾耶尔写的《罗素小传》（名字记不清了）很有趣，可以一读。

7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

《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客观知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国内对波普尔的著作翻译最多，而且质量都不错，这是科技哲学专业需要重点研究的人物，也是基础。

8汉森（N.R.Hanson,1924-1967,美国哲学家）《发现的模式》（1958年）有中译本，他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揭开了历史主义的序幕（图尔敏1922-，英国哲学家，也是历史主义的先驱），另外，可以参阅笔者的小论文《观察一定渗透理论吗？》（《兰州学刊》2006（2）期），在那里尝试修正汉森的观点，并给出了汉森观点的边界条件，目前这种观点已经得到部分接受，这篇小文章的发表也是颇多坎坷，历时接近二年的时间。

9库恩（Kuhn,Thoms Samual.1922～1996，美国哲学家）

《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与《必要的张力》，第一本书是需要认真阅读的。掌握两个要点，范式概念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关于库恩资料特别丰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到很多。

10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英籍匈牙利哲学家）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国内有译本，另外他与马斯格雷夫合作的《批判与知识增长》也是一本重要的文献资料，它汇聚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历史主义纷争的文章。关于研究纲领一书，一定要细看，因为他是历史主义发展节点上的关键人物，只有了解了他，然后了解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才是透彻的。其中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与科学发展模式必须熟悉，读我的研究生这本书必须看，这年头值得细看的书不是很多。

11拉瑞.劳丹（Larry Laudan，1941-，美国哲学家）

劳丹是后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进步及其问题》（1978）有很多有趣的说法，如研究传统，这本书我曾作为专业课给本专业研究生讲过三年，也是值得细看的著作，另外，国内马雷教授是研究劳丹的专家，他的著作也可以一并阅读。

12达德利.夏佩尔（Dudley Shapere,1928-。美国哲学家）

夏佩尔也是后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理由与求知》（1984年）国内有译本，是一本论文集，很有学术价值，值得一看。

13奎因（Willard Quine,1908-2000,美国哲学家）

这又是一个哲学大腕，他的著作国内有很多，如《从逻辑的观点看》、《真之追求》等，他1951年的经典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直接宣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破产，值得关注，另外，他的学生戴维森同样值得关注，感兴趣的同学自己找，阅读有一些难度。

14戈德曼(Alvin L Goldman，1938-，美国哲学家)

《知识论与认知》（1986年），他有很多篇论文，很经典，我的硕士生谷娴就是做这个方向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一读。另外，刘华杰教授翻译的N.古德曼也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他的《事实、虚构和预测》（商务印书馆出版2007年）也是一本经典的著作。

15乔姆斯基与福多

目前这两位哲学家尚健在，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乔姆斯基（1928-）、福多（1935-）。目前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语言与认知，这两个人都有大量著作，我带的研究生范毅强的论文也是做这个方面的，这里就不列了，这是比较难懂一些的东西。另外，丹尼特的工作也与我们的工作有关，这就不哆嗦了。

本套丛书月底面世，敬请关注！

民间资本的出路在哪里？

李 侠

刚刚网上看到，浙江女商人吴英因巨额非法集资被判死刑。由于我不是搞法律的，不敢妄加评议法律审判的结果。从情理上说，我对一些不法商人以高利骗取民众血汗钱的做法深恶痛绝，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你怎忍心如此坑他？抛开这个个案不谈，我们谈一点共性的问题：民间资本的出路在哪里？要知道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民间积攒下一点宝贵的资本，这部分钱要如何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是一个大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金融市场严格管制的国家，利率与汇率都是国家规定的，这与市场的真实行情总是有严重的滞后性。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民间资本的出路并不多，法律允许的就是股票市场，以及一些薄利产业，记得好像是去年国务院出台法规，允许民间资本从事一些传统垄断行业的领域，到现在具体运作情况不祥。先说说允许民间资本运足行业的情况。股票市场，去年平均亏损27%，也就说忙活一年，辛辛苦苦的，结果就是四分之一的资本蒸发了，呵呵，你说股票市场还能有效地吸引民间资本吗？至于那些薄利行业，由于各种苛捐杂税的广泛存在以及各种漫无边际的管理费用的存在，能够微利已经是最大的利润空间，如果涉及出口的话，汇率的提高，也相当于破产。基于上述情况，你说国内的民间资本还有什么出路？

你可告诉我存银行啊？那好，据报道去年我国银行一年期存款的亏损率是1.9%（即一万元存银行的话，按照全年综合CPI计算，CPI高于存款利率1.9个百分点，你是亏的，即负利率情况，明白了吗？）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测算的CPI，去年至少有10%，那么银行一年存款利率按照3.5%计算，那么一年至少亏6.5个百分点，还按一万元计算，一年下来，你亏650元，明白了吗？资本会往这里去吗？显然不可能。

由于我国银行系统的贷款内在具有的歧视性，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贷到款，导致市场上流动资本严重稀缺。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老马比较幽默，他说如果利润达到300%，上绞架都是可以的。老马哥这点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你一下子就可以猜到：民间资本的潜在去处了？对了，这就是所谓黑市非法集资问题（高利贷也是此类情况，它的利率之所以高，是因为里面包含了违规的风险成本以及非法暴力追缴成本）。由于体制外金融运作的风险，导致我们见到了“蒜你狠”、“豆你玩”、“炒楼”、“炒煤”等一些列另类金融衍生现象。这一切都是资本的原始属性使然。

基于上述分析，你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去年影响巨大的温州资本问题，我的意见是国家不应该买单，照理说，这是一个完全市场行为。之所以问题比较难以处理，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切割市场，他没有开放，所以国家也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们普通纳税人来买单。

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已经刻不容缓，这对国有金融系统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客观地说，国有金融系统的运作实在是糟糕，原本金融系统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部门，让我们的四大银行玩成了一个靠多项莫名其妙收费维持的低技术垄断行业，这实在是很诡异的事情。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银行系统到底有多少项不合理收费？如果在垄断地位下，仅靠存贷款的利率差过活，那还真不如开放该领域，引入一些新鲜的竞争力量，至少可以提高一些服务质量。

此次惩办吴英，除了她的罪行外，还有一丝震慑那些潜在想进入金融市场的人们的意味。其实，这种做法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毕竟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就摆在那里，你让民间资本旁观而无法参与，这还叫哪门子市场经济呢？国家队按实力理应战胜民间队，对此又有何惧哉呢？国家的职责就是制定完善的法规，一视同仁地规范各方的行为。

2012-1-22除夕之日于南方涂鸦

教育投入不仅仅是投资，更应该是一种福利

李 侠

网上报道，今年以邓飞为核心的媒体人发起的免费午餐慈善行动，短短半年便惠及千万农村孩子。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新华网，2011-11-7）这实在是一则很温暖的消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引发的两种观念亟待分析，首先，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即由民间率先启动，然后政府接盘的政策制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其次，对于长期执行的教育投入的范式需要重新梳理，这也是破解当前教育投入政策困境的一种有益尝试。

这次政策之所以引发公众的热议与好评，是因为这次政策问题的确认是来自真实的社会基层视角，问题看得很准确，而且问题一经展现，立刻得到了自下而上的高度共识，并且很快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甚至当事人都不敢预料一个完全来自民间的善举，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这就给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幻觉：认为今后的政策制定也可以完全采用这种模式。但是，这种认识是存在严重偏差的。本次政策的出台，完全是一个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虽然对于部分离真实生活很近的问题而言，来自基层的视角有它独到的优点：问题的发现准确与真实，而且往往能够展现被政策制定者长期忽视的死角问题。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同样鲜明：问题的提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或然性，试想如果没有邓飞等人的努力，会有这个意料不到的结果吗？再者，发现政策问题的启动成本谁来承担？这本是政府分内之事，如果完全仰仗社会力量，后果就变得极为不确定，所有公益性活动都面临这种困境。本次政策之所以进展得如此顺利，首先是由于问题的相对简单所致，它本身并没有牵涉到太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政策制定中掣肘因素不多，所以过程比较顺利；其次，这个政策之所以会破天荒地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通过，是因为该项政策运行的政治收益（投入产出比与政府声誉收益）具有明显的效用最大化特征。即便按政策规定每个学生每天伙食补贴3元，一年也就是900元（每年十个月的在校时间），那么160亿元，可以补贴接近1800万农村学生，即便按每个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计算，也可以资助接近900万个家庭。相对于每年政府超过10万亿的财政收入而言，这点投入获得效用是最大的（投入约占财政收入的0.16%，解决的贫困孩子占全国人口的1.286%，两者的差距是八倍，如果仅限于农村人口，按我国城市化比例为50%计算，这个比例还要翻翻，可见政治收益巨大）。这项政策的执行不但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孩子们营养不良的伙食问题，而且为政府赢得了大量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赢策略。相反，如果政策问题牵涉到太多复杂利益关系，那么这种来自基层的声音很难被政策制定者采纳。比如，同样是来自基层的而且频繁发生的校车问题，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但迟迟无法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其原因也在于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案例从民间到政府的顺利交接，实在是一个特例，不具有政策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

要使政策制定具有高质量，必须另辟蹊径。通常来说，根据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政策制定主体通常有三种模式：精英制定主体、共同体制定主体与公众制定主体。民主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政策制定主体是共同体制定主体与公众制定主体，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模式，它的好处是社会底层问题容易得到关注。由于群体心理偏好的不同，精英制定主体是很少考虑底层声音的，底层的诉求在这种政策制定模式下注定是被忽视与被边缘化的。十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政策制定主体正在经历从精英制定主体向共同体制定主体缓慢转变阶段，因此，我们的政策相对而言，不太关注底层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政策质量提高的关键是政策制定主体的下移，使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社会的底层问题得以展现，并有机会得到解决。这也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主要目标所在。

这个案例展现的第二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大刀阔斧地清理落伍的教育范式：教育投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投资行为，它更应该体现一种福利思想。通过教育投入增加每个个体的福利，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理念在骨子里一直把投资教育当成一种可以简单地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的经济行为，由于投资教育的回报周期过于漫长，导致政绩工程难以体现，所以我们才有了教育产业化的冒险政策。在这种政策导引下，教育成为一种工厂化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它具有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而把这种产出成本转嫁给受教育者家庭，国家坐收未来的人力资本红利，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国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它的未来回报是相当大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有力地证明这个假设。由于各级政府缺少必要的耐心以及对于政府所应遵守的契约精神的捍卫，导致我们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锁定在退化的路径上，最后，堂而皇之地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公众，教育几乎完全成了受教育者个人的事情。在政策方面就表现为迟迟不肯在教育上增加投入（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一直无法达到就是体现，据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的教育投入占GDP的3.66%），其实这是一种及其短视的行为。要知道个人资本的增加就相当于国家总体资本的增加，社会所积攒的资本构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的蓄水池，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投资于教育相当于把资本均匀地储存起来，对于资本的利用效率来说也是相当划算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由它的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来表征的。另外，有限的教育投入，其配置结构也完全不合理，现在的教育投入热衷于投资与教育有关的固定资产（如校舍、设备等硬件设施），而忽视对于受教育群体的软投入。这仍然是政绩工程的变体，毕竟投资于硬件设施看得见摸得着，而投资于人所获得的高度认同与未来的赞美在短期内不容易看见，毕竟官员也要在特定时段内的政治市场中实现最大的政治收益。

研究表明：教育投入里硬件投资都是贬值的，而软投入从长远来看都是增值的。此次对贫困地区农村孩子的膳食补贴，这部分教育投入是典型的软投入，我们可以预料，这部分资本在未来是增值的。这里还需要理清一个问题，即教育软投入我们能够收获什么？短期可见的收益是，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快速得到改善，900万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个过程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认同与赞美。对于任何政府来说，来自广大公众的认同与赞美就是最好的政治收益，它对于政府的合法性具有强大的巩固作用。按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说法：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应该把人作为目的来看待，只有基于此，它的行为才符合道德原则，这也是以人为本的主旨所在。从长远来看，这部分投入，对于所有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来说，上学并不仅仅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福利，一旦未来学业有成，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而且，这项政策还可以大范围提高农村孩子的入学率与知识水平，这部分孩子对于未来农村面貌的改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以及群体整体水平的提高，新农村建设也就是一种美好的纸上谈兵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投入的分配与监督问题。政策有了，钱也拨了，照理说，一切万事大吉。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本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即这些教育投入在分配过程中时时面临被权力链条层层蚕食的危险，导致政策释放的善意被恶意的稀释，在社会上出现大范围的对立与认知扭曲问题。由于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国近年来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权力爬山虎现象”，权力已经像爬山虎一般肆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这种没有制约的泛滥化权力是当下这笔宝贵的教育投入再分配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敌人：如何避免被挪用、克扣、瞒报、截留、抽成、寻租等等就是当下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这部分膳食补贴在运作过程中的监管问题。其实，原本这就不是什么艰难的理论问题，各种中看不中用的监管措施我们都有，当下所遭遇到的监管失灵，是现有制度安排下体制内监督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这些风险都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带来的，为了彻底扭转这种监管失灵状况，必须引入广泛的体制外的监督力量，以此斩断“权力爬山虎”的带有吸盘的脚。看似复杂，其实处理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愿意不愿意而已。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资源的分配环节完全公开化，从资源拨出到最后的个体接受环节完全一一对应，让整个社会来参与监督，那些潜在的违规者被定性为窃取国民福利之人，也是肆意挥霍国家信誉的渎职者，当以人民公敌处置。这一切之所以有效，皆缘于：置于阳光下是权力的最好防腐剂。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新闻》2012（1），这是原稿，是为记！

一个时代的安魂曲或者精神墓碑

——评电影《钢的琴》

李 侠

这些日子主要心思都在琢磨朋友的一篇约稿，再加上临放假，琐碎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是分身无术，原本也不想再写什么文字，有空闲的话，就看点自己喜欢看而又没有时间看的闲书。可是前几天夜里在CCTV-6看了半部影片《钢的琴》，竟然内心激动的不得了，不禁脱口而出：这是一部接近大师的作品。必须为它说点什么？否则内心会不安的！

记得课堂上曾跟学生们聊过，什么是一流的电影作品。在我看来，电影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品相：一流的作品、二流的作品与末流的作品。而这个分类直接对应不同类别的导演，换言之，导演个人的思想深度直接决定了一部电影的整个品相。在去宏大叙事的时代背景下，一流作品的特征就体现为：用最少的投入、最简单的情节以及一些没有太大名气的演员，通过一种简单的叙事方式，把这些要素巧妙地组合起来，然后不急不慢地逐渐展现人作为存在者被遮蔽的一面，进而揭示出与人性有关的永恒理念，这些简单的元素如锥子般刺痛我们麻木的内心，或者唤醒那些沉睡的心灵世界，实现了这个目的，就是我眼中的一流作品。二流作品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通过奢华掩盖无思的尴尬，完全迎合社会口味，用商业化的视角满足群体的心理需求。末流作品与末流导演是一种纠结的组合，导演总是抱怨没有投入、没有明星、没有好的剧本等等，其实，他唯一缺的只是思想，可惜他总是看不到这点。中国的几个经常上镜的所谓著名导演按照我的定义，几乎都是二流导演。而这部《钢的琴》的导演张猛（1975-），比我年少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他的作品符合我的李氏评判标准：这是一部接近一流的作品。这也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电影应该有的品相。

这部电影的情节很简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个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这个城市连同他的人民正在被世界疏远或者遗忘，如荒野中的野草一般，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一个离婚的父亲，想要保住女儿的监护权，而女儿的最大爱好就是弹钢琴，对于懵懂的小女儿来说，谁能给她提供钢琴，她就跟谁？然后，就是我们影片中的男主角陈桂林围绕着钢琴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之旅：最开始准备借钱买琴，由于它的朋友圈子都是下岗兄弟，大家都在艰难度日，这个计划很快破产了；然后就是动了歪念头，找弟兄们偷琴，结果被派出所逮住了，好在男主角人缘不错，人家没有过多怪他，放了回来。所有的努力都在暗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不可能的，钢琴离他越来越远了。期间他也曾想放弃，最后，他叫上那些下岗的弟兄们一起去做一件在常人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制造一架钢铁做的钢琴。当影片最后那架钢铁做的琴被吊车吊出来的时候，那些卑微的兄弟们庄严地等待一场梦想的审判：当小女儿在那上面弹响了美妙的音符，故事结束了。这就是故事的梗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恰恰是这样一些卑微的、荒凉的、粗糙的场景，让俺老李竟然落下两行老泪：青春不死！

其实，这部片子的画面我非常熟悉，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那样场景中度过的。工厂的周边，到处灰蒙蒙的，那里的所有人也是灰蒙蒙的。我们总是期待生活中能够发生点什么？好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真实地存在着。那时的心情总被莫名的东西牵引着：想挣脱而又不知道该挣脱什么？想做点什么可又无事可做。多年后我知道，无限的重复是对人生的一种死刑宣判。所以当我看到电影中那群人如过节般地看那两根如灯塔般的烟筒被爆破时的兴奋之情，竟然瞬间里产生了强烈的怀旧感。那不正是我多年前的生活吗？梦想着、破灭着；然后再梦想着、再破灭着，如同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但那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反抗，没有了那些看不见的梦想的涌动，也许我们早就被那个时代从精神上杀死了。有时我也想，那时的我为何有那么多的不靠谱的梦想？遗憾的是，我今天都记不得我都梦想了些什么？只是知道那时我一直这样毫无理由的顽强地梦想着。

也许，让我感慨最深的是，这部片子把一些最简单的电影元素组织起来，为那些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疏离于社会的人群树立起一座精神的墓碑，同时也是告慰那些被时代遗弃的灵魂：他们曾经挣扎过、颓废过、绝望过、并努力地梦想过，他们渴望逃离被彻底遮蔽的命运，所以，这些看起来吊儿郎当的老爷们向孩子们一样，梦想着做一件在所有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以此逃离被遗忘的命运，进而实现自我救赎。到最后，做一架钢琴已经不单单是桂林给女儿的许诺，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大家的梦想，他与每个人的自我拯救有关：让卑微的内心也有在未来灰暗的日子里值得说出来的骄傲。骄傲是一种绽放，它会点亮黑暗。陈桂林恰恰是那个点燃了所有人梦想的火柴，一瞬间那些灰蒙蒙的生活突然有了色彩。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哪一个内心没有经历过这种沉沦、不甘、挣扎的内心煎熬？记得人子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曾痛苦地说：主啊，你为何抛弃我？从哲学上说，抛弃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让存在本身重新回到黑暗中，这是生无法忍受的惩罚。在时代光鲜的背后，掩藏了多少绝望的叹息。那些逝去的青春也是需要告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钢的琴》是那个还不曾远去的年代的安魂曲。

也许不用如此悲观，在整个灰暗的场景中，导演也有温情的一面：那群卑微的人群也常常用最原始的方式相互温暖着：整部片子中时时涌现的亲情（父女）、爱情、友情（卡拉OK里那些五音不全的兄弟们尽情放歌）、同情，所有维系生活的情感这里都有。这些又让我们坚信生活是值得为之梦想的。这几年课堂上经常向同学们推荐美国片《肖申克的救赎》，往后，我也要向他们推荐这部片子。如果说前部片子告诉我们希望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这部片子则告诉我们：所有的梦想都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表达还不够清晰的话，那干脆改成：所有的梦想都是值得梦想的。

2012-1-10凌晨2:30于南方临屏涂鸦

【博主跋】据说这部《钢的琴》拍摄成本仅为500万，整个剧组穷困潦倒，甚至女演员秦海璐还把自己的片酬重新投入影片，最后还自掏腰包，男主角在影片拍摄完之后，也没有拿到工钱，很让人震撼。客观地说，这部片子里的演员们名气都不大，但我认为这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一群男演员，演的非常到位。我一直认为：对于演员来说，玩技巧是低级阶段，真正的好演员最后是用本色去演绎角色的，而这些已经不再需要技巧的陪衬了。令人气愤的是，据说张艺谋拍的破片《十三钗》，耗资6亿人民的币，简直胡闹。由于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估计CCTV-6要两年后才可能播出，到时再细细评论），不好太妄下评语。不过据我的朋友郑晓松博士的观感，这部片子是老张专为奥斯卡量身订做的。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是我的直觉是，这部片子就是一个笑话，你以为在玩中国的《羊脂球》吗？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罪恶，竟然让老张找几个女人来展现（消解）战争的罪恶与民族的创痛，这不是戏说吗？这几年老张拍片越来越奢华，阵势也越来越大，投资动辄数亿，也越来越没有灵魂，简直是糟蹋钱财，罪孽啊！。老张原本是属于没有思想的导演，但是凭借他一流的色彩与场面把握感，做一个优秀的二流导演也很不错，拍点小言情片什么的，比如什么山楂树之类的，不是挺好的吗？中国市场这么大，一样火的风生水起，何必难为自己玩这种冒险的自杀游戏呢？这有点像中国科技界的那些所谓的重大项目，不说了，写着写着就多了。

别了2011：重提希望

李 侠

手里的活还是无法按计划及时清理干净，有些失望，也罢。今天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天，给自己放假，间歇里写两句话告慰一下自己逝去的岁月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网上调侃那些写总结的人的句子很有苦涩的味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写总结。此刻，哥就在写那些无聊的总结。这一年的总体感觉是困，我已经练成了多种方式睡觉，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安然入睡的，终于有点像野战军的风格了。

这一年总共完整地看了27本书，还有10本书看了一半。按照惯例，一年应该看三十来本书，总体感觉比去年少，好歹完成了自己的最低任务：每天20页书，一年24本书的任务。

这一年上了很多公共课。有进步，也有遗憾。希望那些经过思考过的信念会有一点反响。

这一年大大小小文章写了34篇（与学生合作三篇），内容与时间安排要调整一下。

这一年写了149篇博客文章（包括这篇，其中好像转载了3篇），还算勤奋。

这一年还有很多投入大量心血，费力费时的工作都失败了。

这一年代表系里回母校东北大学参加陈昌曙教授的葬礼。祝先生天堂里快乐！

这一年暑假开学前回中南大学，见到老战友蒋美仕教授、左高山教授、雷良博士、阳建国博士、罗晓红、张卫良教授、董山民博士等友人，把酒言欢，甚是快意人生！

这一年闪电般去清华大学一次，与刘兵教授合作愉快！

这一年删掉了1000多封邮件，信箱都满了。

这一年去大连参加第十五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见到我的硕士导师王子彦教授、还有大工的王前教授、王国豫教授、洪晓楠教授、王续坤教授等友人，也见到了以前的硕士生龚超博士。另外，大连会议期间，偶遇曹聪博士，我们打了一个著名的赌，虽然我输了，但意义重大，哪日曹聪博士回国，一起小聚！

这一年去合肥参加中国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东亚科学史会议。

这一年去华东师大，串访第七届全国分析哲学会议。

这一年去上海社科院院参加中青年科技哲学论坛。

这一年参加上海市科技史协会会议。

这一年回母校山西大学，上两次课，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拜会了导师邢润川教授和郭贵春教授。把此次山西之行的温暖场景记录一下：安军副教授、李树雪副教授、郭建波副教授、殷杰教授、乔瑞金教授、薛勇民教授、张培富教授、魏屹东教授、王殊彦教授、胡瑞娜副教授等，与弟兄们喝酒畅快淋漓，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谢谢你们的友谊。

这一年大醉数回，无悔。

这一年很忙碌，也有些疲惫。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如电影一般在脑海中循环播放，很多场景也是颇多无奈。在失败中成长，说起来总有些滑稽的味道，而我更愿意认同曾国藩的心态：屡败屡战。把败由果变因，这是一种强人的生存技巧。中年了羞说理想，生活在一个把希望日益垄断，希望逐渐从日常用品演变为奢侈品的年代，我们是否还要珍视希望？其实，这里有一个思想的陷阱：一旦你得到了希望，你将拿他做什么呢？希望是一种内容飘忽不定的目标，而目标的最大功能不在于去实现它，而是用他来指导行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重提希望，哪怕是一种虚无的安慰，毕竟你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种过硬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只有经过希望的筛选才有资格。套用歌德老兄的一句话：为了达到某种不可能达到的目的。我们需要希望，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希望上瘾。

2012不是世界末日，即便是，我们也要有信心把它过成日常生活。为一些小感动、小幸福、小成功、小失败、小希望，把它过得风生水起。因为，我们是一群靠希望过活的人！此时此刻，祝福我散落天涯的朋友们，虽然这是一个希望的贫瘠年代，但让我们在寂寥的年代本着神圣责任再多坚持五分钟，成为彼此的希望！

2011-12-31于南方涂鸦

我们有选择愚昧的自由吗？

李 侠

窗外呼啸而过的南方的北风也是很冷的，放下手里的所有活计，给自己松绑，点上一支香烟看看网上帖子也是很好的休息。坦率地说，最近几天网上的言论都很霸气，本想就这些话题聊几句闲话，考虑到群体处于亢奋之时往往是不需要理性的，激情是第一利器，遇佛杀佛，遇僧杀僧。还是绕开为好。恍然记得，这学期在课上给学生们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选择愚昧的自由吗？今天借机还是把这个话题简单说两句。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我们是有选择愚昧的自由的。但是，现实中，我们又没有权利选择愚昧。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所谓的自由主要体现在选择层面，它不应该受到过多限制，只要这种选择没有危害到别人和社会的利益即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曾就个体的义务（有翻译成职责）有如下规定：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不自杀，对他人的完全义务：遵守诺言；对于自己的不完全义务：发展自己；对于他人的不完全义务：助人为乐。基于这种约束，我们的行为才符合康德所谓的具有道德价值。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就可以隐约发现问题所在。马克思有一个不错的说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高自己的才能，主动消除愚昧，除了是自己的一种不完全义务外，它还与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俗地说，在社会中我们大家之间都存在或隐或显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懒惰地选择了愚昧，也就意味着对于他人利益的损害，导致社会总福祉的降低，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你的选择让我的利益无法保障，所以你不能选择愚昧，这种自由是不被许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望子成龙思想体现了中国父母的不负责任，父母也有责任提高自己，而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子女。当然，中国的望子成龙，多少还有一些理想破灭的味道，也是无奈中的一种努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没有选择愚昧的自由。国家也不能有意制造愚昧环境，因为这种模式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也许最为可怕的是这个模式中暗含了一种普遍的：“平庸的罪恶”发生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悲剧，无一不再印证这个道理。

2011-12-28于南方涂鸦

读已死去之人的书之三十：一本晦涩的书《意向》

李 侠

按照我的老习惯，年底的时候总要清理一下那些平日里积攒下的读了一半的书，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这些半截子工程搞完，否则，感觉这本书就是没有读过。恰好手头上这本近期找出来的读了半截子的书《意向》，在眼皮底下半死不活地逃过了两个年头，今年必须对它做个了断。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些有关心灵哲学的东东，这本《意向》名气很大，不能放过。

这本《意向》是英国女哲学家G.E.M安斯康姆（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 1919 – 2001),）的一个代表作。她是哲学怪人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也是维特根斯坦著作（遗嘱）的三个指定代理人之一。1941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不久改信罗马天主教。值得记录一笔的是，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女愤青，曾撰文反对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鹊起。后来与哲学家Peter Geach结婚，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她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哲学家，更是一个好母亲。这本《意向》的写作模式，也是完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模式进行写作：一段一段的，呵呵，可见其受维特根斯坦之强烈影响，这本书共分52小节，发表于1957年。这本书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意向、摹状、行动与实践推理（实践三段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说，这本书选择的主题很不错，可惜安斯康姆的啰里罗嗦的论证，导致这么好的论题给糟蹋了，我实在没有看出它的新颖之处在哪里，也没有看到她给出了什么有新意的洞见，我自认为对于这个领域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不知道安斯康姆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思路。就是今天一直好评如潮的意向与行动的分析，我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亮点。也许是我根本没有理解她，或者误读、或者没有读懂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外学者更会忽悠，那些好评也多是出于情面而已。我更倾向于认为，安斯康姆本人可能受到了太多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导致论证非常罗嗦，有价值的那点东西，都被废话淹没了。总体感觉：思想不多，技术很好。也许她更大的成就在于伦理学，而不是心灵哲学。这么说实在没有不敬的意思。善意的批评总是最真诚赞美的另一种表达。

上述看法只是我个人的管见，也许完全错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她去世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The New York Times）曾发表讣告：她的哲学是大无畏的，也是不完善的（Her philosophy was bold and noncomplacent too）。

书籍信息：

G.E.M安斯康姆，《意向》（1957），张留华译

出版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印刷

难度系数：4.0

适合人群：喜欢哲学、或者哲学工作者

定价：18元（真的很贵，感觉有些不值）

2011-12-16于南方临屏涂鸦

谁应该为科研经费蒙羞负责？

李 侠

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文章几乎被所有主流门户网站转载，该文的起因来源于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凤凰网，201-11-5）群情激愤之余，该文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科技界一团糟，科研经费都浪费了。可以说，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科技界的杀伤力是致命的，其后果会慢慢显现。唱衰科技界不是一个理性选项，冷静下来细细思量，中国科技界真的如此不堪吗？

据科技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R&D经费投入5800亿元（约合849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例是1.7%，同期美国的科技投入为3982亿美元，占其GDP的2.79%。中国的科技投入相当于美国的21%。要知道，在中国的科技投入中，按来源划分有接近83%的份额是来自企业的，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国有垄断大企业外，大部分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有限的，在此基础上加大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显然力不从心。客观地说，这部分经费数据存在很大的水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些企业避税的方式。抛开这些不谈，中国科技界仅用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科研经费，在全时科研人员的数量几乎相同的情况下，单以论文数量来比较，我国的论文总数世界第二，生产了占世界总论文数10%的产量。仅凭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科技界的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试问中国还有哪个领域用这么少的投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界是中国投入产出效率最高的部门。有人会说中国论文质量还比较低，这些都是事实，但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现状决定的。如果没有今天如此高的科研产出，世界会注意到中国科研的存在吗？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耐心。我想今天没有人会否认科技给中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巨大变化，在当下的中国，科技，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力量，对此，不应有任何非理性的怀疑。

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宏观方面，投入总量严重不足，我们的R&D投入仅占GDP的1.7%，远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中国的科研经费不是多了，而是严重不足，这仍是未来科技发展的瓶颈因素。其次，在微观层面，投入的配置结构严重不合理。现在从上到下的科技管理部门都热衷于搞大项目，期望大项目能出大成果。这种指导原则仍是经济领域中效率优先教条在科技界的翻版，想通过一种赌博的方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问题是，成长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必须慢慢来。这也是科技管理部门政绩冲动的典型体现，这种观点在前提上就存在严重问题，大项目与大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吗？至少科学史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再加上，中国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当下还处于世界的中上水平，只有极少学科能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每年通过的重大项目的数量，比当下拥有的顶尖人才还多，由此一来，重大项目的意义就被严重缩水了。更为严重的是，过多的重大项目的设立败坏了学术界纯净的学术氛围，导致学术界拉帮结派、换票行为蔓延，各种不端行为防不胜防，同时，学术资源过度集中，导致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严重妨碍了正常竞争的展开，人为制造马太效应。所以，我们见惯了各类重大项目运行的黑色幽默：申报时，信誓旦旦拍胸脯；结题时，挥挥衣袖拍。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公众为何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存在如此大的不满与争议。

造成公众对于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严重不信任来自于两方面因素：其一，当下中国的群体心态比较急躁，对自身生存压力的体味，加剧了这种急躁心态的涌现，公众对于科技寄予了太高的期望，而近年来随着投入的增加，科技的进步速度远远赶不上群体期望值的提升速度，这种落差，让群体急躁的心理感到巨大落差与失望情绪，这种因素造成了公众对于科技人员不满的增加。其二，由于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管理部门热衷于搞大项目，导致大项目很多，大成果却很少，鲜有几件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成果。那些拥有大项目者摇身变为科技界的富翁，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科技界演变为忽悠的江湖，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科学家形象的认同，而大多数普通科技工作者仍然在为基本科研条件苦苦挣扎，这种反差，也造成了来自科技界内部不满情绪的蔓延。于是两种合力共同促成了人们对于经费使用状况的不满情绪。

客观地说，中国人大多都是比较节俭的，科技界也同样如此。笔者私下里曾说，中国科技界的老板是世界上最吝啬的一群：对学生、对雇员都是斤斤计较，原因在于，对大多普通科技工作者来说，争取到一点科研经费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岂敢浪费？能够浪费得起的都是那些拥有大资源而又花不完的人。基于此，为扭转公众日益增加的对科技的不满情绪，以及真正提升科技发展水平就是当下科技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依笔者管见，首先，改革当下落伍的考评体系，大范围缩减那些所谓的重大项目的立项数量，把每年的科技投入增量用于最广大范围的科研人员，让科技界在这段时期内积蓄力量，提高我国的科技总水平，当整体水平提升了，科技事业自然会有重大成果出现；其次，取消荒唐的到期强行收走政策。这不明摆着让人们胡乱挥霍吗？第三，增加合格科研人员的保障经费供给范围，适当扩大基金中用于人员经费的支出，减少无序竞争以及科研时间的浪费，让科技界真正沉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以及世界贡献出他们的智慧与希望。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时报》2011-12-8的A3观察版，这是原稿，是为记！

隐匿的飞翔

李 侠

所有的飞翔都是寂寞的。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笨拙的飞翔，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它代表了离开庸常的高度，而高度永远是一种力量。挣脱一种熟悉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那种挣脱源于内在的召唤与超越感。或许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双无形的希望的翅膀，只是有一些翅膀在起飞之前就已死于对于喧嚣的恐惧与迷恋；而另一些希望的翅膀则注定是寂寥的，他要反抗那种致命的安静，他希望听到翅膀拍过天空发出的声响，以此证实那些飞翔是真实的。在暗夜里、在天空中，那些曾经飞翔过的翅膀都是骄傲的，它存在于后人的追忆与传说之中。所有的飞翔也是隐而不显的，丑小鸭的天空与野百合的春天代表了飞翔的两种姿势：执着与安静！

2011-12-7于南方涂鸦

科研资助范式的改革：项目与人的并立模式

李侠 周正

为了降低政策运行的阻力与成本，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一直沿袭了渐进式改革模式，导致很多深层次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时至今日，很多问题已变得积重难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处理，可以选择的路径已很有限。根据我们以往对政策敏感性的分析，当下中国科技政策构成要素中敏感性最突出因素就是资源要素，因此，从资源要素调控入手是一个可以很快见到效果的改革路径。

资源要素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是由于中国科研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科研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体量大，这种体量大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科研人员规模庞大、投入数额巨大、管理机构众多。这种现状就注定了中国的科技活动具有超级的复杂性与较大机率发生畸变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需要对中国当下科技界的整体情况做个简单介绍，然后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据最新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0年）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已达7062.6亿元，比上年增加1260.5亿元，增长21.7%，占GDP的1.76%；全时R&D人员的数量已达255万人，人均经费27.7万元；至于科技的管理部门更是机构众多，抛开地方层面不谈，仅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有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机构参与了中国科技的管理活动。由于中国科研群体规模庞大，科研投入还比较少，这种境况，直接加剧了项目申报的竞争程度，由于现有的评审机制在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潜在学术不端发生的几率。谨以在中国科技界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为例，2010年自然科学基金，受理的申报项目有112073项，批准立项的项目有23423项，资助率为21%；国家社科基金在限额申报的情况下，2011年受理的项目有21182项，批准立项的项目有2883个，资助率为13.6%。由于这两个基金链条是中国普通科研人员的主要申报渠道，根据上述数据，可见其竞争程度的惨烈。在投入与政策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预见，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还会继续加大。如此数量庞大的项目申请，试问这些项目的评审要花费多少成本？目前申报项目已经成为科研人员最为耗时的一项工作，这让科研时间本已不足的中国科研人员更是造成时间的浪费。基于减少科技评审成本以及解放科研人员的时间的目的，我国原有的科研资助范式应该改革，中国科研的发展形势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资助模式的时候，通过制度安排让科技界真正安下心来，减少那些恶意的竞争，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加快提高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最终实现科研发展模式的转变：从量的追求到质的提升阶段，这种转变的宏观效果就是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

中国目前的科研资助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即资助人同时也资助项目，这种制度安排有其合理性，在科研规模比较小以及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够为少数优秀科研人员提供比较充分的发展条件；但是，一旦科研规模发展起来，科研群体水平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种模式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人为造成资源过分集中的赢者通吃现象，阻碍了科技界有序竞争的展开，在科研资源增长速度远赶不上人员规模增长的情况下，会造成资源的利用效率快速降低，并带来没有底线的恶意竞争，导致学术界浮躁氛围的蔓延，为了争夺资源，一些不端行为开始成为某些人获取项目的捷径，这种后果直接破坏了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认为中国科研资助模式应该及早进行改革，从人与项目并重的混合资助模式，改变为项目与人并立的资助模式，让一些人从日趋激烈与无序的项目竞争中退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遏制科技界的无序竞争以及缓和如传染病一般的浮躁氛围。

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设立单独人才资助模式与单独的项目模式。对于人才资助模式，可以采用分级定期资助模式，名额总量设定，通过一个鉴别机构，把符合资质条件的人才挑选出来，让他们选择，如果选择了固定期限资助模式，则必须放弃每年的项目申请；如果拒绝，可以选择项目申报的道路，但是不能两者兼得。比如我们可以把要资助的人才分为三级，第一级资助初级优秀科研人员，每年提供10万元科研经费，连续资助五年；以此类推，第二级为中青年优秀人才每年资助20万元，第三级杰出人才每年资助30万元。其中第三年是中期考核，这个期间允许各个级别科研人员之间进行挑战，包括那些没有入选者挑战上一级职位，如果挑战成功，就把入选者顶替掉，这种动态机制保证了资助人才群体的竞争机制；如果入选者经过了两轮考核，即便最后退出，其基本待遇也可以给予相应的提升。

通过这样的分流，对于项目申报群体来说，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科技界的无序竞争，项目的设计也要遵循同值原则，即项目的资助额度不宜过大，只要比固定资助高出风险成本部分即可。其实，这种制度安排，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责任分担原则。关于项目的设置还需要罗嗦两句，在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一流的时候，不宜盲目扩张重大项目的比例，应该采取中小项目为宜，这是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是任何科技管理部门首要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基金与杰青的资助规模就比较合适。在资源比较稀缺的背景下，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是规避风险的一种常识。对于真正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可以采用国家组织人力集中攻关的模式，比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中国的两弹一星等，尽量减少个人牵头的所谓重大项目。

当下，中国科技管理体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资助模式的改革，为中国科技事业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让科技共同体能够真正安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科研工作，这种努力也是消解学术泡沫，遏制急功近利等浮躁习气的有效途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模式绕开了一些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制度障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技日报》2011-12-2的A8版科技话题栏目！是为记！

寻常巷陌里的大学老师每周要工作多少时间？

李 侠

刚刚看到一则报道：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学术职业变革”国际会议上，该校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沈红教授公布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教师平均每周工作40.2小时。（科学网，11-14）对于沈老师的理想国数据我有些疑惑，按照沈老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大学老师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到6小时，这可真是神仙般的日子了。虽然是平均数，但也觉得与现实生活有差距。试问今天还有哪个行业能够保证8小时工作制？估计寥寥无几！

仅就我认识的大学老师来说（仅就中青年而言），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也都在50小时以上，换言之，平均每天要工作8小时以上，这还是较普通的情况，大多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一次参加交大研究生院组织的教学会议，其中一个老师说他的实验室，要求学生每周要工作70小时（我有些记不清，但至少也是每周在实验室工作60多小时以上）。沈老师的结论可以看作是每周上六节课，其他的都不算，这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除了上课，其他时间大多数人也在工作，这将怎样算呢？至少，我自己每天是要工作10小时以上的，这对于文科老师来说很正常。看书也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所谓穷经皓首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出现双方偷懒现象，我曾对学生们说：我和你们一样，每天也要完成规定的看书任务，保证必要的工作时间，所以我会经常收到大半夜的学生们来信，这就是大多数老师的日常工作。说心里话，长年累月这样搞也有些累，但这个年月的生存状况就是这样的，书是要一本本读过的，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些年，我最喜欢的爱好就是睡大觉，而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只有喝多了，什么都不想了，才可以安然入睡。呵呵，今天的大学老师，也早已沦落为一种体力活，透支体力早已是这个行业的潜规矩。没什么，全世界都一样！愿赌服输！

2011-11-14于南方临屏涂鸦

科研作为一种职业的三种境界

李 侠

近日看到王晓东教授的访谈《科研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人民日报，2011-10-27），这篇文章主要是谈当下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的，王教授的很多观点，笔者都是赞同的，文章的名字想必是记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特意设定的，文章中王教授对科研与谋生的关系所谈并不多，但这实在是一个习惯被一带而过的话题，值得深入分析一下。正所谓，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那么活着本身还肩负什么样的其他使命呢？在笔者看来，职业的境界有三个层次：谋生、事业和源于内在召唤的使命感。

参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提出的说法，人的活动主要分为三种：劳动、工作与行动，每一种活动都指涉了人类的不同存在状态。笔者愿意把这个三分法做一些拓展：劳动，体现了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生存本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养家糊口的本能；工作，体现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交往或实践本能；而行动，则是人类活动中唯一不需要中介的理想性活动，换言之，行动体现了人类的超越本能。在这个简单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科研活动的性质与条件，自近代科学建制化以来（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为标志），从事科研日益成为一种职业，这种建制化的实现，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在近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科研不再是少数有钱、有闲之人的消遣活动，而成了很多人借以谋生的职业。而职业的一个最基本职能就是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科研为职业与一个汽车修理工或者厨师等职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上为何还给从事科研的人如此高的声誉呢？这与从事科研工作需要较高的准入门槛有关，换言之，要想从事科研，除了个人天赋外，尚需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积攒一定的学术资本，还要接受多年的职业操守的规训，再加上，科技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日益为公众所了解，公众对于从事科研的人的认同感与期望值也一同快速升高，甚至会出现期望值过高的情况，由此也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道德绑架现象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即去除神秘的世界，这是科技普及化的结果。这种趋势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科研为职业的人也必然要经历这种去掉光环的转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导致科研的神秘感日益丧失，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通的职业，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马克斯·韦伯在后期的著名演讲《学术与政治》中的要求来做一个相应拓展，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职业的境界可以分为三种：首先，职业作为谋生手段，它完全是私人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诚实劳动的伦理要求；其次，职业上升为一种志业（事业），它是社会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专业化的伦理要求；第三，职业作为一种召唤，它是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乌托邦的超越原则，即恪守信念伦理。职业的伦理要求是从责任伦理到信念伦理的提升过程。于是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是要把科研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是职业的基本功能，无可厚非；当人们越过生计阶段，就会开始把科研活动作为一种事业，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专业化的要求；超过这个层面后，还有极少数人从科研活动中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即来自内心的召唤，以此实现对于超越的追求。

共同体职业境界的提升，是需要诸多条件支撑的，需要在漫长的文化熏陶下形成，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科技发达国家由于文化中拥有传统的宗教因素，以及相对充足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符合社会分工要求的职业精神以及对于神圣使命的不懈追求。相比较而言，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长期以来对于科技的投入一直偏低，大多数科研人员的收入状况还比较拮据，因此，科研职业也就沦落为谋生手段，这也是中国科技共同体职业境界比较低的最基本原因。再加上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对于超越的追求，导致共同体的境界地图很难出现对于神圣召唤与使命感这种高级伦理的积极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职业境界方面存在的差距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

然而，一味埋怨中国科研人员职业境界不高，而不从根本上改善科研人员的生存状况是于事无补的，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多数科研人员还是要靠科研谋生的，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这种状况在中国尤甚而已，一旦突破某个束缚个人自由的阶段（劳动），科技共同体成员的职业境界很容易快速地从生计阶段上升到专业化阶段。至于超越阶段的使命感与神圣召唤，在我们文化中很难出现，这是由于缺少信仰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我们改造中国文化需要努力的方向。也许，今天我们更因该谴责那些拥有大量科技资源，而不思自身肩负的使命与责任的家伙们，因为正是这些人代表了当下中国科技共同体的职业伦理的现状。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技日报》2011-11-4的A8版，这是原稿，是为记！

介绍一个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

李 侠

10月28日在朋友们的提示下，串访了第七届全国分析哲学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分析哲学会议。说来也遗憾，这几年很少外出开会，各种原因一直无法脱身，也就只好宅在家里了。这次开会见到了以前的几位故友，又结识几位新朋友，也算收获。由于没有事先得到消息，我自己也没有提交会议论文，因此，听了一天的报告，这样也好，捡自己自己感兴趣的听，来去自由。这次会议上，看到有人做与克里普克有关的文章，突然勾起俺的一些兴趣，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隆重推荐的，也就借机哲普一把。

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0-），是美国天才哲学家，他17岁就独自发表了模态逻辑的论文，1962年在哈佛大学毕业。我看了一些资料，好像他没有读博士，然后就是不断接到邀请，顺利当上教授（这在俺们国家当下的评价体制下，好像是不可能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哲学、逻辑、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等，被公认为天才哲学家。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过去200年里，克里普克位列最重要哲学家排行榜的前十名，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目前已经退休，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Fellow）。坦率地说，克里普克的书我就看过一本，即《命名与必然性》（1980年出版，国内译本是2001年出版的），这本书也是他最有名的著作。克里普克提出的问题很有趣，关于命名，他提出了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先验的偶然命题与后验的必然命题。这是与康德老哥的意见不一致的。不过说的很有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一看。

值得八卦一把的是，克里普克的老婆也是哲学家，叫Margaret Gilbert，玛格丽特本人也是一个哲学多面手，主攻社会科学的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伦理学等。是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2006年秋季学年更是获得了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的椅子教授，你看人家两口子把哲学玩得多么风生水起啊，套用一句流行语：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说点掌故，哲学圈内两口子都做哲学的还真不少，比如美国的丘奇兰德夫妇，MIT的语言与哲学系的雅各布两口子等，国内这种情况也不少，呵呵，实在不知道这种组合是有利于哲学的发展呢，还是有利于爱情的发展？只是以前（好像是去年吧）听说国内一对哲学博士夫妇，由于观点不同，而且无法调和，最后愤然离婚。你看，多悲剧啊! 哲学从骨子说是一个让人绝望的职业，总要有一种力量把这种趋势遏制一下才好。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歪理论，两口子最好不要搞一个专业的，即便搞同一个专业的，研究方向也要有尽量大的差异才好，呵呵，人性之中总有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倾向：对于未知的好奇，好奇是一种力量。也许神秘感真的很重要啊！

    2011-11-3中午于南方临屏涂鸦

英国科学家用生理学理论解释人濒死时“灵魂出窍”的现象。

麦卡锡

读已死去之人的书之二十七：没有任何人能夺走我们的自由意志

李 侠

这学期的一门研究生公共课下周就要结束了，课程临近终了，似乎该说点什么？可想想又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恰巧是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说，这就是我们悖论式的人生。正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其实孤独恰恰是灵魂自由的表现，因为孤独，你不用刻意的或者伪装的去随波逐流，由此，保持了思想的一种安静与自由的姿态。姿态与飞翔有关！

在过去的七周里，不断有学生建议我推荐几本书，想来这种工作这几年我没少做，至于效果无从得知。不过已经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今天还是借机推荐一本无用的书。毕竟人生的大多时间是无用的，对于无用的时间需要用无用的书去填充，正如我的学科也是无用的一样。

马可。奥勒留（公元120-180年），古罗马的皇帝和哲学家，说到古罗马，我比较喜欢西塞罗和奥勒留两位，西塞罗记得以前曾推荐过（好像是推荐他的《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今天推荐奥勒留的书是《沉思录——顺从自然的生活哲学》。在我看来，书有两种：一种是写给自己的；还有一种是写给别人的。大多数的书是写给别人的。这本《沉思录.》是写给自己的书。这种文体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虽然不完整，或许有缺陷，但它是真实的，能够反映一个人对心灵的独特思考。我们见到太多没有灵魂的书了，而这本恰恰是有灵魂的书，所谓的十二卷，无非是其思想的断代史。比如卷一，开篇写道：1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弘德和制怒。2从我父亲的名声及对他的追忆，我懂得了谦虚和果敢。3从我的母亲，我濡染了虔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习，甚而戒除恶念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这样的开篇，我想你一定会觉得亲切，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的呢？只不过我们意识不到这些罢了。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也很奇特，十二卷都是格言式的，或长或短，大都言简意赅，比较通熟易懂，唯一有点难度的是奥勒留的书写中留有一些古希腊哲学的痕迹，如果学过一点西哲史，这种困难并不大。本文的标题就是来自卷十一的第36条格言。

推荐这样的书目的有两个：捍卫意志的自由，以及保持个人目标的坚定不移。人的高贵也正在于他有自由意志；人的苦恼则在于他总是受到莫名的诱惑，无法对目标做到坚定不移。在一个围剿自由意志，个人目标被欲望四处追击的年代，安静守望，谈何容易，即便如此，你仍需让灵魂在高处骄傲着，让思想如钉子般嵌入大地。你就是你自己的路标！

书籍信息：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顺从自然的生活哲学》

何怀宏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次印刷

定价：23元（当当网85折）

难度系数：2.0

适合人群：所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以及想要过一种心灵安静生活的人。

2011-10-23下午于南方临屏涂鸦

制度性诚信赤字的成因与防治

李 侠

近日来中国学术界热闹非凡，先有“千人计划”学者王志国教授由于论文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推向风口浪尖，紧随其后，又爆出六名专家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的学术不端事件。两起事件的共同点就是，当事人都是学界翘楚，事件发生后都没有机构愿意受理此事。在舆论的介入下，事态的发展正向纵深挺进，暂且不论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如何，结合这几年陆续曝光的严重学术不端事件，不客气地说，中国学术界的诚信机制已经濒临破产，出现了大范围的诚信赤字，是到了该彻底采取行动的时间了，否则，任由事态发展，中国的科研环境将彻底毁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有理由探讨一下造成中国科技界出现诚信赤字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 破窗理论与制度性诚信赤字的形成

犯罪学上有一个理论叫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据维基百科介绍，该理论是由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1931-）与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率先提出的，并刊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出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里。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就如同一幢大楼的某个窗玻璃被打破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最后整幢大楼的玻璃都会被打破，它反映的是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引导作用。该理论虽然一经提出就遭遇了很多争议，不过目前的证据显示，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支持，乔治·凯琳后来与人合作，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并在1996年出版了《修补破窗》（Fixing Broken Windows），其中心观点是说：执法者应尽早识别及紧密留意和控制高危人群，另外须保护守法的青少年，同时要促进居民参与维持公众治安及协调社区内不同的团体处理治安问题。基于上面的简单理论介绍，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用于中国学术界失范现象的分析，中国学术界也正在经历破窗效应。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把中国学术界失范现象定位为制度性诚信赤字。这种界定指涉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学术界出现的乱象已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制度性后果。其次，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诚信存量，我们给出了一个判断，即我们的诚信总量已经处于赤字阶段，这与财政赤字概念很类似，但它比财政赤字的危害更大，而且也更难治愈。对于这两种情况还要简单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制度在人的行为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制度的构成要素实现的，构成制度的要素有三个，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要素，这三大要素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力量由强变弱。换言之，正是由于制度所具有的强大规制性力量，它才能对个体行为起到强制性的规训作用。由此形成了群体之间的规范性行为以及与制度相关的文化-认知模式。一项制度失灵，首先是从制度的规制性力量的毁坏开始的，它不再对组织内的个体形成有效的威慑与引导作用，那么，由制度衍生的其他要素也随之开始衰落，最后制度开始变得整体失灵。目前中国科技界出现的问题就是相应的规制性力量开始失去作用的经典例子，如果不及时处理，那么构成制度的其他要素也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依次倒掉，逐渐不再发挥作用，最后制度彻底死掉。基于这种理论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科技界的情形不难理解这种判断。这几年出现的重大学术不端事件，当事人都是科技界的精英，他们一次次挑战制度的规制性要素，就如同一幢大楼的几块玻璃被胆大妄为者率先打破，然而这些打破窗玻璃的人由于自身的位高权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惩处，巨大的现实收益与微不足道的潜在惩罚成本，结果导致仿效者逐渐增多，大楼的玻璃开始大范围出现被打破的情形，结果破窗现象开始蔓延。这就是中国科技界出现大范围失范现象的内在机制与成因。

我们还需要对科技界的诚信总量进行一些简单分析。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科研诚信总量是一个历史性的诚信累积之和，每一代人都要继承上一代人留下的诚信总量，它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集体性的宏观总量，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体成员的诚信量累积形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一个群体所具有的荣誉是历史累积形成的，它需要不同时代的人都为之添砖加瓦，只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声誉才能得以在历史中延续。否则，如果只消费历史遗产，那么历史遗留下来的声誉总量很快就会被挥霍一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历史遗产一旦形成，就不再是单纯的私人财产，而是公共财产，每个人都有权去分享它的荣耀，也有责任去维护与捍卫它的声誉。因为一旦这种历史荣耀被毁坏，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因此捍卫科研诚信不仅仅共同体成员的权力，也是神圣的责任。制度的作用，也在于保护这种历史财产不被某些人挪作他用，从而造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损失。只要想一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崇高声誉，不难理解这些历史遗产的价值。

二 诚信赤字的危害以及防治对策

可以说诚信是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纽带，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当代社会是一个脱域的社会，它的运行依靠两种机制：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这两种机制得以存在的基础就在于诚信。一旦诚信机制出现问题，社会的运行成本将快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将随之快速上升，导致社会扭曲。对于科技界而言，诚信更是科技界的生命线，一旦科技界出现严重的诚信赤字，科技界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了。科技界之所以能够有序运行得益于历史积攒下的诚信总量。如果我们承认诚信总量是一种公共物品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很难处理的搭便车问题，其根源在于诚信总量的产权无法界定。如果制度不能有效地保护诚信机制，历史积攒下的诚信总量就会沦落为公地悲剧的命运。每个人都得益于它带来的好处，而不愿去为它的积累做贡献，很快积累下来的诚信总量就会被挥霍一空。到那时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也是我们努力捍卫诚信的深层原因。就如同今天专家声誉的毁坏就是因为个别专家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挥霍共同体诚信总量的方式获得不当利益，一旦事情被揭露出来，而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及时处理，诚信总量就会被更多的效仿者偷盗，造成诚信存量快速减少，就如同破窗效应一样，违规者迅速蔓延，从而导致专家群体出现整体性诚信赤字，专家的社会认同感快速消失，最后专家也就真的变成了“砖家”。

众所周知，学术界是以拥有学术资本的多少作为分层依据的，科技界积攒学术资本的途径就是通过艰苦的工作与激烈的竞争来获得整个社会的承认。这个过程是很漫长也很艰苦的，个别违规者为了在竞争中快速胜出，通过采取学术不端行为，以此达到快速积攒学术资本的目的，从而实现赢者通吃的局面，但学术资本的有效性是以诚信机制做背书的。如果违规者得不到及时处理，那些诚实工作的人就处于利益受损的不公平竞争状态。我国科技界诚信赤字的破窗效应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的监督与惩处机制几乎完全处于失灵状态，诚实工作得不到有效保护。从目前已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来看，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惩罚上限仅到一般教授级别，对更高级别权威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迟迟难以展开，这就出现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对于科技界的破窗效应的修补意义不大。科技界奉行的原则是赢者通吃，因此，位高权重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界的危害也就越大。

中国不缺各类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如各个层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所缺的是这些机构为何整体处于不作为的失灵状态？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这与中国的特殊政治架构有关。比如，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主要领导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与上级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这些人出现学术不端事件，作为上级机构本身也不想否定这些人，因为那相当于否定自己的任命。这种背景就决定了主管部门下设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只能处于不作为状态，这种选择在当下是收益最大的。造成监督机构不作为的第二种原因就是独立性不强，以及缺乏机构独立运行的经费支持。很多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一旦确认该如何处置他们？对于烫手山芋的最好做法就是不接手。由于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资源分配的权力垄断模式，造成利益切割不干净，导致学术界的监督机构几乎形同虚设，这才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破窗效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如何解决科技界日益严重的制度性诚信赤字问题，在笔者看来，制度建设是关键。本文建议采取分级监督的模式，尤其是对于高级别的学术不端事件，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并提供固定的人员编制与经费支持，让这个机构负责处理高级别的学术不端事件，这个机构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低级别学术不端事件沿用现有的监督机构即可，毕竟这个群体的影响力有限，处理起来阻力不是很大。再有，通过引入司法程序来遏制学术不端事件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法律的强制性是非常强的。学者张九庆撰文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法律规制的办法，笔者认为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对于快速缓解诚信赤字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世界上科研诚信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有一个具有共性的经验，即学术不端事件一旦被发现，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将远远大于违规收益，违规相当于自杀，使违规成为最不经济的行为。中国科技界当下最荒谬的地方在于违规者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成本，这种境况如何能遏制科技界的破窗效应呢？我们还有多少诚信库存经得起如此挥霍？

2011-9-16于南方，17日校对与修改，18日再次校对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新闻》2011（10），与徐合作愉快，是为记，

一份关于科技政策方向的书单

李 侠

这几年断断续续地招了几名做科技政策方向的研究生，2008年毕业一名做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苏金英，她是过去六年里，我带过的唯一做科技政策方向的研究生。这两年一直在做科学哲学方向，考虑到研究方向的稳定性以及学生们的爱好，今年招的学生打算让他们做科技政策方向的。以前也曾开列过一个书单，由于去年电脑突然坏掉也就无从寻找了，恰好今年又有两名学生要做科技政策方向的论文，觉得还是有必要重新列一个书单，由于这学期课程较多，也抽不出时间整理，加上手头里的一些书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只能先列一个简单的书单，先看着，估计这些书也就够他们看一阵子了，以后再陆续补充。

在我看来，做政策方向研究也很不容易，由于政策科学诞生较晚，从美国学者勒纳与拉斯维尔于1951年出版《政策科学》一书算起，到今天也不过是60年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很多理论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发展。再加上它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各种理论的融合与定向化还急需提高，故而可以说它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而科技政策一词的提出则是1963年的事情，其不完善性就更为明显。好在随着科学建制化在当代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科技政策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著作，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基础。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无非是说基础与起点问题。

依在下管见，科技政策之所以不好做，是因为它涉及太多相关学科知识的支持。这对于一个人的研究来说就增加了很多难度。依据我的粗浅经验，做科技政策应该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加力，否则是断然做不出好的东东来的。

首先，公共政策方面的准备。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这里还要考虑到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以及群体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其次，经济学方面的准备。任何一项政策都要考虑到成本收益问题（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这里可以参考三方面的内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制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

第三，政治哲学方面的准备。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针对某一国家目标与意志，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与意志，需要通过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规范与引导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好的政策研究应该提升到一种普遍化的程度，增加公众对社会的判断能力，并体现出对于人的关怀与热爱，否则就不是一项好的政策，这些工作都需要政治哲学知识的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要想比较全面地理解这些知识，需要花费漫长时间的学习与思考，以及多年的生活体验，否则真的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对于初次踏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当下资讯比较发达，信息流动速度比较快，最新想法可以随时得到，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困境。下面先不系统地罗列一些书籍，供学生们参考。

1、  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 译者 彭宗超 钟开斌等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 政治科学新手册【M】<上、下册>。 译者 钟开斌 王洛忠 任丙强等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6

3、  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译者 庞诗等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3

4、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M]。 译者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5、  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  （美）德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M】。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7、  （美）B。盖伊。彼得斯。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8、  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译者 孙艳等生活 读书 新知在联书店 2006

9、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译者 陈建波斯湾郁仲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0、丹尼斯 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译者 杨春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1、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M]。译者 韩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2、詹姆斯。M。布坎南 罗杰。D。 康格尔顿。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3、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M]。 译者 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德]柯武刚 史温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译者 韩朝华 商务印书馆 2002

1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1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廖申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17、（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昕、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出版。

19、（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M】。(第八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此书是我的研究生刘中路2006年9月20日送给我的，今天翻到此书看到扉页上的留言，内心很是感慨，时间匆匆，弹指一挥间，五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特此记录一笔。）

20、TED C. Lewelle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M】.(Second Editon)，1992

21、James P Lester\ Joseph Stewart. Public Policy :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M】(Second Editon),1996.

先列这么多，此外，还有托马斯。戴伊、罗伯特。达尔、林德布罗姆、阿玛蒂亚森等人的著作都是可以看一下的。国内学者刘立、樊春良、陈国庆、李宁等的著作与文章都很不错，可以找来一看。以后从书堆中发现其他著作，我会再补充上去。

2011-9-24于南方涂鸦

十米远的前方

李 侠

终于有一些秋天的感觉了，当你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其实一切已经不可逆转，包括记忆。这个假期一直在沉睡中度过，这些年了，我总是认为自己可以连续地睡上二十个小时。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疲惫与挣扎的年代：以希望开始，以绝望收场。中年人的最大敌人就是战胜发自内心的时时涌现的绝望感。第一周的课上间或地与学生们谈起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其实，那也是与缅怀希望有关，成长的岁月就是一个逐渐习惯希望在眼前枯萎的时光。也许每个人的内心最初都有一个无形的希望的翅膀，只是有些翅膀在后来的岁月中折断了，而有些希望的翅膀一直顽强地振翅，那是无形的制度之墙无法摧毁的，那双翅膀注定是要飞翔的，因为他的灵魂是自由的，即便是在冰冷的岁月。凡是不能被时间摧毁的，就是永恒！

中年了，我不再去在意那些宏大的乌托邦叙事，而更喜欢关注我视力所及的那些小事。一次与学生在校门外的小酒馆喝酒，提到了坚持的话题，其中心意思就是一个人能坚持多久？我真的说不好自己能坚持多久，但也无数次在内心里要求自己挺住。后来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挺住意味着什么？是希望通过岁月的风吹去遮蔽生命的一些约束条件吗？当把个体生命的绽放寄托于时间的时候，其实暗示了生命中那些无法根治的些许无奈。通过时间获得澄明，也许是上帝留给人类的最大安慰。生如夏花，死如秋叶。它所道说的秘密无非是：绽放与静美是一种内在的需求。遗憾的是，我们很难体会到绽放，也无处安放一颗伤痕累累的内心。中年的光景就是谙熟了生命的某些征兆：绽放也许在本意上是不需要观众的，也不需要时间来作证，它的特点就是寂寞，由此寂寞的绽放获得了一种本真的纯粹意义。这对个体生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当绽放不再需要观众与时间的时候，世界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绽放其实只与自己的内心有关。明白了这一点，或许可以说上一句：天地与我为一。如果绽放是一种自由，那么静美恰恰是需要关注的。

中年了，内心里那些坚硬的东西仍旧坚硬着，那些温暖的情怀仍旧温暖着。我不再想如青春年少那般奢谈未来，也许我更关注十米远的前方，那是与我有关的东西。虚拟的飞翔远远赶不上真实的行走。捷克作家克里玛曾说：希望可以被看做人们用来躲避意识到的结局的徒劳尝试，看做反抗无时间性的短暂努力，看做压过宇宙的沉默的绝望企图。其实，克里玛老兄没有意识到希望不仅仅是对抗死亡的方式，它更是存在者对于绽放的一种渴望。

2011-9-12中秋于南方涂鸦